丁韪良（1827—1916）　　　　　　李提摩太（1845—1919）

　　任何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都不会是简单的复制和移植，其结果往往导致不同文化主体一定程度上的变异。传教士汉文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中西调和的美学形式，对中国文学的变革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贫女勒诗嘉》书影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近世中国天翻地覆，文学亦为之一变。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强力介入无疑是个直接诱因和不可或缺的异质文化资源。西方来华传教士用中文撰写或译述了大量小说，试图利用中国民众对于小说这类休闲读物的需要达到传教目的，却无意中承担了最初译介西方文学的职责。任何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都不会是简单的复制和移植，其结果往往导致不同文化主体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异。传教士汉文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中西调和的美学形式，产生于晚明以来耶稣会士的历史经验和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历史语境，对中国文学的变革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本色化策略与中西文学传统的调和

　　西方传教士的文学译介活动，最早可以追溯至明万历、天启年间耶稣会士们翻译《伊索寓言》，不过他们并非出于自觉地翻译文学读物的目的，而是将其化身为证道之用的故事手册。尽管如此，这些类似于欧洲中古证道故事的流风遗绪，在19世纪以后逐渐演变为文学史上的正面贡献。从1819年第一部公开发行的传教士汉文小说《张远两友相论》问世起，传教士对于这类叙事文学的热情便一发不可收，到了20世纪初期，由传教士创作和译述的小说大约达到两百种之多。

　　传教士汉文小说的产生与流传，与本色化的传教策略密不可分。尽管基督教新教在华的传教事业比耶稣会晚了两百多年——到1807年伦敦会马礼逊奉派东来之后才得以开创，但新教传教士们仍然无法避免耶稣会士曾经历的困境，中西文化之间的严重隔阂并未消除，基督教仍然是中国社会文化机体上的一个外来体。汉文小说的创作与出版正代表了这一时期新教传教士实施本色化传教策略卓有成效的努力之一，它呈现出中西调和的文化形态。中西方不同的宗教思想、语言表达方式、写作手法交织在一起，带给读者独特的审美体验。

　　传教士汉文小说不仅比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中国人翻译的福尔摩斯短篇小说、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时间上更早、数量上更多，对中国小说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中国小说的新的子类得以确立。如李提摩太所译《回头看纪略》，不仅为维新人士提供了理想社会的范本，也开启了晚清士人写作理想小说的先河。小说对于未来大同社会的狂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旅生《痴人说梦记》、碧荷馆主人《新纪元》（1908）、陆士谔《新中国》（1910）等。

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确定不移的成果之一便是白话文的胜利，而小说作为晚清最重要的文体，见证了中国传统文学体制的剧变。

　　事实上，早在1729年，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就用白话创作了章回小说《儒交信》，不过未获公开出版。19世纪新教传教士大批来华后，他们急于寻找适合中国民众的有效的传教方式。很快，白话小说就与这些西方的布道者之间产生了契合，只是苦于没有现成的范本可供模仿。历史演义作为最受中国读者喜爱并且也是最易于获得的范本进入了传教士的视线。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对历史演义的偏爱是显而易见的。他先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三国志通俗演义》、《五虎平南后传》、《群英杰》、《东周列国志》、《萃忠传》，进而尝试用其中的语言和体例创作，如《大英国统志》（1834）、《古今万国纲鉴》（1838）等。

　　不过，历史演义中的旧式白话，对于侧重传教和交流的传教士而言，弊端日益凸显，因而要求使用北京官话的呼声越来越高。1867年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是第一部以北京官话为描写对象的汉语读本，后来又有意大利传教士晁德莅的《中国文化教程》、法国传教士戴遂良的《汉语入门》等，都试图摆脱章回体的旧式白话，而采用当时通行的北京官话。

　　传教士对传统汉语文体的改造，是西方现代文体自由间接地对传统汉语文体的改造过程，慢慢渗透到现代汉语每一个角落，从叙事文体、语言风格、语法结构到遣词造句。传教士的白话写作及对白话的成功推广可以视为五四白话之前所进行的多元准备之一，为现代白话研究提供了早期样本。不过传教士对白话的运用还相当混乱，旧式白话、北京官话、各地土白并存，同时对于白话缺乏理论的自觉，更多地停留在实用的工具层面。

重建儿童文学与儿童观

　　从晚清到五四，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期。它的发生有特殊的路径，即先有西方儿童文学的译介，再有本土的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来华传教士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们不仅译介了大量西方童话，编纂各类儿童文学图书和期刊，最早将世界各国的童话介绍给中国的小读者，同时也把西方现代儿童观引入中国。

　　传教士儿童文学是以福音小说作为起点的，至少在19世纪末期以前，它们占据了主体。第一部由传教士翻译的儿童福音小说是《金屋型仪》，译者叶纳清是德国礼贤差会牧师。继之有吉士夫人的《亨利实录》（1856）、高第丕夫人的《三个闺女》（1856）等。1875年上海基督教清心书院主办、范约翰编辑的中国启蒙儿童第一报《小孩月报》，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事件。从1875年开始，由传教士翻译出版的儿童读物数量剧增。以儿童作为预设读者的喻道故事大行其道，同时许多宗教文学出现了孩童版，最为著名的例子是《天路历程》的儿童版本及仿作，如《小天路历程》、《天路日程》。女性传教士热心于福音小说的译介，对女性作家以及孤儿题材格外关注，有意识地引导中国女性、女童发挥她们的才能，鼓励逆境中的孤儿坚强、勇敢，如《贫女勒诗嘉》、《小美加》、《独在伦敦》等。

　　晚清传教士还强化了寓言作为儿童读物的功能，披载于报端、连载于刊物、选载于课本，寓言开始成为儿童文学领域中的一畦新土。丁韪良撰写了《喻道传》、《三神寓言》、《二蛙寓言》等，林乐知译介克雷洛夫寓言，美国传教士刘乐义编译《孩训喻说》等，凡此种种引起中国作家对寓言的关注。孙毓修、周作人等提出，应把寓言作为纯粹的儿童文学。由传教士开启的寓言译介，使中国的寓言传统在汲取了外来的营养之后，焕发出新的生机。

　　此外，传教士译介的童话值得关注，其内容几乎涵括了当时的世界经典，包括《一千零一夜》、《安徒生童话》、《鲁宾逊漂流记》、《格林童话》、《豪夫童话》等，并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狄更斯、霍桑等名家著作改编成儿童读物，表现出用世界眼光发展和重建中国儿童文学的意图。

　　社会性福音行动的拓展以及渐趋社会化的基督教秩序的挑战，使传教事业越来越多地为世俗性事务留下空间。传教士的宗教角色日益趋从于作为大众启蒙者的角色界定，催生了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儿童文学的繁荣，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儿童的精神世界。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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