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视域下的国家形象传播

　　全球生态公民身份的识别与确认，本质上体现为国际环境场域中的一种生态对话，全世界借由对全球生态公民身份的集体识别与确认而走得更近，这会向国际社会传递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国家形象。

　　按照古鲁·亚蒂的观点，“公民”是一个政治壁垒内的概念，他的功能是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与责任，而“全球公民”则将全世界视为一体化的整体，其主体身份的建构机制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对普世精神的识别与确认、对全球共享伦理的尊重与拥护，以及对全球公共事务的敏感与参与。

　　今天，作为风险社会的有力注脚，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的环境问题迫使人们从环境话语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问题与主体性问题，围绕环境问题而展开的国际对话与协商便成为识别并建构全球公民身份的极具代表性的话语渠道和修辞资源。尤其是当可持续性发展观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命名、阐释、表征和管理一切社会矛盾与政治矛盾的标准话语时，全球生态公民身份（Global Eco-citizenship）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浮出水面。

地缘政治空间之外的身份识别

　　20世纪60年代以来，区域生态共同体的瓦解以及全球共享资源的破坏开始提醒人们重新审视工具理性支配下的游戏规则，潜藏在环境问题背后的诸多全球化公共议题愈加受到关注，深度生态主义运动、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生态区域主义运动、生态宗教主义运动、社会生态主义运动、绿色消费主义运动、生态马克思主义运动等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此起彼伏，这也促使人们站在“环境”的跳板上重新审视地缘政治空间外的主体身份、公民权利和生态伦理。全球环境主义运动的关注焦点从区域环境问题延伸到全球环境问题，因为区域生态只不过是全球生态链条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一吨被任意排放的温室气体，影响的不单单是自己头顶上的那片蓝天，同时也危及所有国家的福利与安全；一块被随意丢弃的废旧电池，影响的不单单是本土区域内的健康与安全，同时也在全球生态链条上不知不觉地埋下了一份隐患……

　　如果说区域环境运动致力于民族—国家所圈定的意识形态空间内寻求某种绿色身份，而全球环境运动则促使人们在地缘政治空间之外去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与标签，也就是去寻求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系统之外的全球生态公民身份。全球生态公民身份意味着通过对自我属性和特征的重新想象与建构，使得整个世界因为某种经由环境话语所建构的共同的、普遍的价值、理想、生命、信仰和真理而联结在一起，每一个个体都能自觉而自主地守护并履行这份“天赋”的权利和责任。这种强大的身份认同力量超越了现有民族—国家地缘格局下由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和性别等因素所造成的偏见与隔膜。比如就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而言，这一正在逼近的全球生态危机无疑赋予了世界角落中的每一个个体一种共同的权利和责任，每个人的生命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基于普世生态伦理所凝聚起来的身份识别与建构力量跨越了地缘政治空间内的种种偏见与歧视，全人类得以在由环境所构筑的“全球绿色公共领域”（道格拉斯·托格尔逊语）中达成和解与对话。不可否认，当全球生态公民身份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识别和确认时，并且作为稳定的核心价值体系支撑个体的行为实践时，个体实践也就上升为一个与世界对话和协商的全球公民行动，一种完全基于生态自觉而非政治压力的公共外交。

通往“绿色公共领域”的公共外交

　　今天，公共外交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政治策略，而在环境场域中培育起来的全球公民身份无疑成为抵达公共外交的意识构成，同时也是积累并检验国家形象的途径。不同于政府首脑之间的政治博弈，公共外交的参与主体从传统的政府首脑延伸到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层面，即民间团体、大众媒介、非政府组织（NGO或INGO）、普通个人等公共声音参与了政治外交所强调的“合法性争夺过程”，比如二战时期的“东京玫瑰”、冷战时期的“和平演变”、20世纪末的“CNN效应”、21世纪的“生态外交”，无一不证明了公共主体在政治外交中的积极影响。外交活动的“公共转向”证明了公众对于外交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同时也证明了日常生活叙事中所暗含的宏大内容。也正因为如此，全球生态公民身份的识别与建构过程本质上意味着一种公共外交实践，其核心内容是在全球范围内培育一种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这里的游戏规则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自觉意识，即在生态反省与生态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生态主体意识和心态，任何信奉、维护并敬畏游戏规则的民族，必然得到他们的尊重与认可。显然，如果说传统的公共外交更多地强调“走出去”这种带有明显宣传色彩和形象营销的政治做法，环境场域中国家形象的建构则更多地强调基于生态自觉的身份识别与声誉积累，这一隐性的、静态的、对话式的形象建构机制可以进一步从社会资本理论和场域转换理论两个视角进行阐释。

　　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而言，社会资本的“富裕”程度（如民间参与网络高效与否、政治制度环境正义与否）直接影响公民的生态自觉和绿色行为，全球生态公民身份的识别与确认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提升国家形象的社会资本，因为其可以经由某种悄无声息的文化途径或舆论途径来影响他国的外交环境，进而增加与他国政治谈判并施加压力的话语筹码。依照吉登斯的观点，在全球公民社会进程中，衡量社会资本的核心指标体现为公共领域的属性与特点。然而，不得不面对的遗憾是，当下社会正在经历着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这一历史尴尬，由于大众媒介与商业公关所设定的诸多权限规则极大地限制了公众进入公共领域的自由性和自主性，这使得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公共领域逐渐失掉了其原来的公共论坛属性。尽管如此，令人欣慰的是，围绕全球生态公民身份问题所展开的全球对话与争议必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激活、生产并传播一个“替代性的公共空间”，即通过对公共舆论的影响以及公共话语的生产而在工业主义霸权话语空间之外建构一个“全球性反话语空间”，德莱泽克将经由环境问题而建构的“替代性公共空间”称为“全球绿色公共领域”。由此可见，“全球绿色公共领域”的公共生产与公共传播，不仅意味着社会资本的积累途径，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形象的传播策略。

　　从场域转换理论的视角而言，不同场域（如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社会场域、经济场域）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规格、标准、距离的差异，这便使得游走于不同场域之间的象征权力（或象征利润）的出现成为可能。全球生态公民身份的识别与确认，本质上体现为国际环境场域中的一种生态对话，全世界借由对全球生态公民身份的集体识别与确认而走得更近，这会向国际社会传递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国家形象。一个被世界所认可的国家形象能够以一种隐性的、复式的、匿名的、生产性的政治资本方式直接作用于国际政治场域的对话与博弈过程中，因为在“环境场域”（公共场域）中积累的信任与声誉可以无缝转化为“政治场域”（专业场域）中权力扩张的象征资本，而这正是当下多元范式和场域重叠生态下环境外交所潜藏的多元共赢现象。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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