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修习德文。1936年至1941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曾当选为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70年代后期以来，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中国外国文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多种学术职务。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建树卓著。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全集》，共24卷。

　　2009年7月12日上午，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前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前常务副会长方立天先生。
　　记者：您和季老有较深的交情。现在季老仙逝，请您谈谈您和先生交往的一些情况，以表纪念。
　　方立天：季老是我很尊敬的前辈学者。他是中国文化书院的院务委员会主任，我是书院的导师。书院有活动时，我们常会碰在一起。他讲话很平实，总是有自己的思考，不人云亦云，给我的印象很好。他很注意扶持晚辈。他曾给我写过信，是为他的一个学生评职称的事，让我在石公（已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石峻先生）那里做些推动工作。足见他对晚辈的关心和爱护。
　　我和他的交往中还有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中国佛教协会曾派出五个比丘，到斯里兰卡学习佛学，他们获得硕士学位后，要继续深造，但斯方缺乏足够的导师。中国佛协就在国内为他们聘请了两位导师，一位是季先生，另一位就是我。当时还在佛协举行了拜师仪式，还留有照片呢。前一段时间，有个刊物发表我的一篇文章，还登了这幅照片。在这个事情中，我和季先生有过比较多的接触和交流。从他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
　　记者：季老在佛典语言、佛经翻译和佛学理论研究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您也是著名的佛学研究专家，您怎么看待季老在佛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
　　方立天：季老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学者，他的涉猎范围很广。他对佛教，尤其是对印度佛教有很深的研究。他的长处是精通佛教语言，他的梵文、巴利文都很好，他能从原典来研究佛教，这在当代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记者：他有一本专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专门研究这个问题。那是很早的一本书。
　　方立天：是的。这本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不光研究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对了解原始佛教思想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另外，他对西域语言，如吐火罗文等，也掌握得很好。西域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中转站，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对于了解佛教的传播和影响，有特殊的意义。
　　他对佛教的研究，有一些很重要的思想，如他认为佛教看准了人类的病症，但开错了药方。我清楚地记得这是他在一次会上讲的，这是他对佛教的一个总体的看法，这个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再如，他说，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越是用费力最少、投入最小的方式传教，传播得就越快。此外，他还曾研究过佛教与商人的关系，即研究佛教经济，这种探讨也是很有意义的。
　　季老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培养了一批人。他曾长期担任北大东语系主任，培养了一大批印度佛教、中国佛教语言方面的人才。这方面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记者：季老不仅研究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在中印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等重要研究成果传世。
　　方立天：我个人认为，季老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甚至要超过他在佛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对推动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他对印度文化、文学、宗教以及其他方面都有精深的理解，他的研究具有国际意义。他还有另外一本专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也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杰作。
　　记者：说起《糖史》，我讲一段小插曲。1995年，我在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帮忙做些编辑工作，那时季先生正在写《糖史》，编辑部约来先生的《〈糖史〉自序》，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发表，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就是我。
　　方立天：你和季先生还有点因缘。
　　记者：算是一点小小的因缘。季先生通过考察蔗糖的历史，来研究中印文化交流，视角非常独特。
　　方立天：在学术研究上这叫小题大做。做得非常好。他对中印文化交流作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个人看在当代学者中他是头一位。
　　记者：近年来，季先生很关心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对中西文化交流发表了很多言论，学术界对这些言论也有不同的声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方立天：季先生的确非常重视中国文化的走向，注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探讨。这方面他发表了很多重要的观点。比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再如中国文化讲综合，西方文化讲分析，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西方文化讲天人相分等。这些观点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个人认为，季先生的言论，是重要的一家之言，有的学者对此不是很赞成，但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值得我们思考。
　　季先生最近又强调“大国学”，也就是认为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包括古代和现代的各种文化，都是国学。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学问，就是该国的国学。这是有启示意义的。
　　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季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思考他的精神中内在合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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