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点多，我得到季老病逝的消息，感到十分难过。今年1月份我到医院探望季老的时候，他的精神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都觉得季老活过百岁没有问题，我完全没有想到季老会突然离世。
　　季老对我来说，就像一个父亲。我是季老最早招收的硕士研究生之一，也是季老的第一个博士生。1978年和1979年，季老一共招收了四位研究生，葛维钧、段晴、任远（任继愈先生的女儿）和我，我们跟着季老作印度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1982年我们毕业以后，段晴和任远去了国外，我跟着季老继续读博士。从那时起，我就和季老工作在一起，在同一个研究室，已经30年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经常同季老一起做工作，其中有一些是季老领衔的研究项目。
　　毫无疑问，季老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十分突出的，他从德国留学归来，对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和北京大学的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实，季老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威望，像他这样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力的学者在当时和现在的学者中都是不多见的。季老在学术上是我的榜样，他的努力和踏实的研究态度给了我很深的影响。
　　季老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大半辈子，他在学校里为人平和、作风朴素，这些都是有口皆碑的。他作为一名教师，不止是教书，也很爱护学生，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帮助。季老成名以后，很多人来挖掘他的轶事。其实季老为人非常谦逊，从不装腔作势。我记得他的书桌上始终放着一本《新华字典》。有人说《新华字典》是中学生用的，像季老这样的大学者还用查字典吗？要查也放在家里私下查。季老就跟大家说：“中国字这么多，我也不是每个字都能念得那么准确，查字典很正常嘛。”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季先生是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季老的去世，是学界一个莫大的损失。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报记者吕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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