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相信季羡林先生会活过一百岁，突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深感震惊和悲痛。
　　20世纪60年代，季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设梵文巴利文班，我便是这个班的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从学字母到精读梵文和巴利文原典，先生亲自执教五年。毕业后，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几十年来，我始终与先生保持学术工作上的联系，经常聆听他的教诲。
　　我深知先生是一个将生命献给学术的人。青年时代，他留学德国学习梵文。因二战爆发，不能如期归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潜心研究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成了他生命的支撑点。二战一结束，他就辗转取道回国。1946年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成为中国东方学学科的奠基人。他在北京大学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工作，成为“燕园中最早亮起的一盏灯”。先生的学术起点是印度学，主要是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研究佛典语言，涉及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和印度中古俗语等。后来，他的学术研究范围不断延伸扩展，包括中印文化交流史、印度古代文学、印度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等等，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我这一生得益于先生的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学会梵文和巴利文，这是打开印度古代文化宝库的金钥匙。二是通过先生的言传身教以及研读先生的著作，真切了解先生的治学精神。我领悟到学术大师之所以是学术大师，并不在于著作等身，而在于学术上的创造性成就。而学术上的创造性成就与治学精神密切相关。
　　季先生的治学精神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始终坚持学术贵在创新的信条。他要求自己凡写论文必有学术新意，以填补学术空白和攻克学术难点为己任，以重复前人劳动为学术研究大忌。佛典语言是先生的学术专长，他写有许多论文，通过佛典语言的比较研究，探索佛教的起源、发展和传播，在国内外佛教研究领域中具有开创意义。他采用平行异本的比较研究方法，完成中国新疆博物馆馆藏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的释读工作，将国际吐火罗文研究这门学科提升了一个台阶。
　　二是重视考证。他认为提出新见解不是靠主观臆想，而是要以材料为依据。观点出自材料，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因此，在搜集材料方面，要有“竭泽而渔”的气魄，而在辨析材料方面，又要有“如剥春笋”的精神。他在1996年完成了一部近80万字的皇皇巨著《糖史》。从《糖史》中，我们看到书中的大量引证取自中国古代正史、农书、医书、科技书、地理书、游记、方志、类书、笔记、杂著、诗文集以及外国人的游记和著作，凡举与糖史有关的材料几乎网罗殆尽。面对这部巨著，再想到它是先生在耄耋之年独立完成的，人人都会肃然起敬。
　　三是追求“彻底性”。许多学术问题不是靠一两篇论文就能彻底解决的，而是需要不断发掘新材料，加以验证、修订、充实和完善。先生以“彻底解决”为理想目标，对有些学术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势必会终生抓住不放。不单是佛典语言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也是贯穿先生学术生涯的研究课题。他对《糖史》的研究是如此，对中国纸和造纸法以及蚕丝传入印度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
　　季先生已经完成自己的学术使命，安然离世。他的学术成就将载入中国20世纪学术史册。学术的发展总是承前启后，他为我们留下的学术遗产和治学精神必将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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