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否还具有普遍的世界性意义，是否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唯一道路而必须为世界上所有尚未现代化的国家所遵循？加州学派也对这一学说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他们认为，肯定当代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实质上就要否定英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普遍性意义。

　　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传统阵地，主要以英国剑桥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为代表。剑桥大学对中国史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是《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哈佛大学有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等人。但是他们主要遵循传统的描述性历史的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新经济史学的长期浸染，国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开始广泛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其中，以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崛起并成为主导力量的美国加州大学为代表，形成了所谓的加州学派。加州学派，也称尔湾学派，是近年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以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王国斌、彭慕兰等人为代表形成的一个针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流派。这一学派的成员是一个松散的组合，学者并不仅限于加州甚至美国。黄宗智、贡德·弗兰克等人可以被归为这一学派。中国大陆学者李伯重，因为曾在该校留学和讲学，其观点与他们相近，也可以被归为这一学派。加州学派是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崛起的显赫的学术流派，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海外兵团。为此，《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曾组织了对加州学派的代表作《白银资本》和《大分流》等著作的几次讨论。这充分说明了加州学派的研究结论及其新颖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对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

　　计量分析方法的成功运用

　　计量经济史创兴于20世纪20—30年代，荷兰的丁伯根（Jan Tinbergen）是计量经济史的鼻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计量经济史学成为西方经济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经济史学家福格尔（Robert W. Forgel）。
　　计量分析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史料，开拓历史视野，使传统的定性分析更加精确。实际上，它与传统描述性经济史起到了互相补充的作用，对传统定性分析起到了证实或证伪的作用。一些经济史的数据经过有效的计量分析，与传统观念不符的历史事实就出现了。这可以纠正原来被不完整描述甚至被错误描述的经济史，也可以改变原来的传统观点，是加深或重新认识经济发展过程的有力工具。
　　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的附录Ａ—Ｅ中计量了一些前人未曾计量过的经济史数据，其中对虚拟面积的计量，以说明引起经济体变化的内在资源的供求约束机制，充分体现了他的创新。李伯重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肥料需求和输入、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和控制等都进行了数量上的分析。这些分析方法开创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对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研究视角的创新

　　研究视角创新的第一个方面是探讨中西发展道路歧异成为普遍主题。近年来，探讨中西发展道路的歧异再次成为研究热点，反映了学术界对中国改革以来江南地区农村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浓厚兴趣。他们试图从经济史的角度，将这一独特的发展道路诠释为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历史积淀的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经济现象。王国斌和彭慕兰注重经济、社会和政治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并试图从中探寻中西发展道路分化的根源。他们提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多元化观点，并把这种观点应用于对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从而把中国经济史研究纳入到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范畴中。加州学派还创新了比较研究法，也就是既要以英国或欧洲为参照系来观察中国（这是以前经济史研究通常使用的方法），又要以中国为参照系来观察英国或欧洲，称之为交互比较研究法或双向比较研究法。后一种研究方法则是近年来加州学派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上所表现出来的创新之处。加州学派对18世纪以来欧洲和中国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彭慕兰的考察结果表明，18世纪欧洲与中国的共同之处多于19世纪和20世纪两者的共同之处。为什么英国随后发生了那样极端的经济变迁，而没有在旧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王国斌更加强调变动中的欧洲经济政治所出现的一些结构性特征对传统经济所发挥的解放性作用。而彭慕兰更加关注欧洲之外的因素，即他所谓的“全球性关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英国开拓了美洲新市场，使英国参与到全新的世界贸易体系，并给英国提供新的能源供给。而这些因素在19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社会中未能找到。这种研究远远超越了传统上对李约瑟之谜的探讨，而将中西经济社会发展歧异的研究从技术层面提升到非技术层面。
　　研究视角创新的第二个方面是从整体经济发展的比较转向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这主要反映在彭慕兰和黄宗智的经济史研究中。黄宗智选取了华北和江南地区与英国进行三方交互比较（两两比较），彭慕兰主要选取江南地区与英国及当时世界上其他经济先进地区的比较。他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与欧洲作为一个经济整体一样，其内部范围广泛，区域发展差异巨大，笼统涵盖式的比较不能有效揭示经济发展歧异的本质。比如，明清时期，乃至现代，中国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江南地区，正如欧洲其他地区在19世纪远远落后于英国一样。而这正是他们选取特定区域进行比较的动因。对特定区域的选定，比如18世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和欧洲经济最发达的英国，一方面要让二者具有可比性，另一方面也要让比较显示出积极的意义来。而这两个方面，彭慕兰和黄宗智都具有独到的眼光。这些特定区域的经济社会的比较显示，区域经济发展最终影响着整体经济的发展。欧洲的发展是由英国带动的，而中国的不发展在于江南地区落入了内卷化的陷阱（黄宗智），或者江南地区被外围的人口增长所导致的工业替代消磨了发展的后劲（彭慕兰），等等。作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史研究的真正现实意义在于，应该对当代中国江南地区乡村工业化发展前景作出怎样的判断，进而影响到政府对这种发展所采取的政策。
　　第三个创新的方面则从短时段的研究转向长时段的研究。传统的经济史研究，尤其是国内的经济史研究，大多以历史朝代为分界点，人为地把连续发展的经济史割裂为断代经济史。这种断代经济史最主要的弊病在于使研究者往往着眼于经济社会某一阶段生产关系剧烈变化周期的研究。经济史作为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一门科学理应将重点放在社会生产力的长期发展变化上，这样更容易看清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也可以更好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从中寻找到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因。显然，断代经济史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关系，从而也就不能很好地揭示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及其本质。近年来，加州学派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的这种局限和弊病。把研究时段向前或向后延伸，使经济史从短时段的断代经济史研究转向跨越了若干个朝代的长时段经济史研究。比如，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的考察跨越了明清两代，甚至上溯到宋代，下限则延伸到改革后的20世纪80年代。
　　此外，加州学派还出现了从个别经济变量的研究转向全面经济变量的综合研究，从运用传统的回顾性分析到回顾性分析与前瞻性分析相结合，从单一经济史研究转向整体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等等的特点。这些都是国内经济史研究所少见的。

　　挑战欧洲中心论和英国道路普遍论

　　值得重视的是，加州学派在对传统学术进行再评价的过程中，进一步挑战传统的欧洲中心论，进而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或多中心论的观点。欧洲中心论是伴随着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向全世界扩张而来的，并成为传统学术思想史的主流。其大师级人物首推黑格尔和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史学家柯文就要求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加州学派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前提下，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或多中心论。被视为入围加州学派的学者贡德·弗兰克认为，直到1800年，亚洲，尤其是中国居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欧洲是在19世纪搭上亚洲经济发展的列车才幸运地发展起来，并最终超越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只是到了19世纪，中国与欧洲在发展道路上发生了分流。欧洲在其充分工业化发展之后，才占据了世界中心地位，而且，这个中心才具有真正的实际意义。安格·麦迪逊等人则指出1800年西欧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中国的3倍多，即使是在14世纪，西欧也超过了当时亚洲经济领先的中国。这些研究成果破除了欧洲中心论的传统观点，指出了前近代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或中心之一。
　　英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否还具有普遍的世界性意义，是否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唯一道路而必须为世界上所有尚未现代化的国家所遵循？加州学派也对这一学说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他们认为，肯定当代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实质上就要否定英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普遍性意义。
　　王国斌的研究证明经济发展的道路并非是朝着欧洲的唯一方向发展的。英国通过城市工厂工业化发展起了工业革命，而中国江南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后通过发展乡村工厂工业化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在这里，人类历史发展体现了多元化的道路。作为加州学派的中国大陆代表人物李伯重，其观点与王国斌完全相同。他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英国城市工业化发展道路不适合明清的江南地区，明清以来江南地区原始工业化或早期工业化的发展，更准确地说是乡村工业化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启动力。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拥有发达的农村工业即乡镇工业是江南地区农村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它与城市工业化不同之处在于它广泛分布于农村地区和小市镇。这些乡镇工业一般规模较小，技术装备水平也较低，大多以轻工业为主，女工占有比例较高。这些特点都与清代江南许多地区工业超过农业，农村人口更多地依靠农村工业为生的情况相同或相似。可见，江南地区的“过去”仍然存在于“现在”之中，历史仍然在延续。今日江南地区充分证明了中国从农村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完全可以不同于英国从城市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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