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实现民族复兴的反思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观念促使了中国学人关于中国人种的探讨，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也随之得以传播，并给近代中国思想界带来了启蒙性的价值。
　　当林耀华的学生向其汇报凉山彝族的发展不足时，先生沉吟半晌后答曰：“无求发展迅速，但求可持续。”
　　需要进一步完善民族政策，以真正使少数民族权益得到充分的维护，使少数民族文化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延续。和谐社会理念的核心就是承认社会文化的多样性。

　　不论是从外国学者进入中国开展田野工作，还是从民族学人类学著作的引入来看，作为现代科学的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了。回顾这一学科在中国100年的历史，不论其处在黄金时期，还是处在衰颓和边缘化的阶段，我们似乎都无法回避这个学科和整个国家社会变迁的关联，也无法忽视历代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在坚持学科理念的同时，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积极参与的热忱。这不仅造就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注重应用的传统，也使这一传统体现为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经验性特征。

引入：
　　民族复兴和国家构建
　　
　　在讨论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起点时，有人将林纾、魏易翻译的《民种学》在1900年的出版视为人类学在中国的滥觞，而有人则愿意将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视为中国民族学的开端。这种以点带面的考据，似乎拒绝了民族学人类学知识的引进是一个时代学人的共识，也因此摒弃了该学科的引入和时代背景的关联。
　　对此，如果从一个历史时期来认识该学科的引入，我们似乎就会有更新的认识。其实，早在光绪末年，就有人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译成汉文，介绍给国内的读者。梁启超所办的《新民晚报》也曾刊登过《中国人种学考》的文章，严复也一度翻译一些社会人类学的文章等等。尤其值得后世中国学者骄傲的是，《民种学》出版的同年，清政府颁布的《大学学制及其学科》中，将“人种和人种学”设定为大学文学科的主课；其后，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制及其学科中，也设有“人类及人种学”课程。这些情形均表明，民族学人类学的引进，并不是个别学者学术取向偏好的结果。尤其就政府的重视来看，这个学科自其引进开始就和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了。和西方殖民时期的学者不同，中国学人并不是为了服务于殖民政策的制定，因为近代中国的历史遭遇赋予了他们必须面向世界，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中探寻中国未来之命运的使命。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彻底打破了中国传统上自认为世界之中央的宇宙观念，传统文明的优雅彻底输给了“野蛮人”的“雕虫小技”，古代中央大国的优越感消弭殆尽，原来被视为教化对象的“四夷”，现在成了被师法的对象。在如何实现民族复兴的反思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观念促使了中国学人关于中国人种的探讨，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也随之得以传播，并给近代中国思想界带来了启蒙性的价值。
　　其后甲午海战的失败，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给了“中华帝国”最后的重创，中国学人在精神上陷入了亡国灭种的深层危机中，同时日本效法西方及其在东亚的崛起，也给中国学人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这非但导致了对中学西学孰优孰劣的讨论，也使中国学者意识到民族之复兴似乎不在于种的优劣，而在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因此，尽管“人类学”一词在1916年就开始正式使用，但是1926年，蔡元培还是坚持提倡发展“民族学”。需要强调的是，蔡元培学习民族学的地方是作为欧洲社会后起之秀的德国，为了使这个在欧洲曾经处于卑微境地的国家跻身于强国地位，众多学者致力于民族精神的开掘和塑造。也许鉴于日本在很多方面因循了德国的路径，民国时期的学者开始将眼光转向了欧洲。如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当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民族学组中，会有很多德国学者的引入。由于近代德国洪堡特学派倡论“民族精神存在于语言和民俗中”，因此蔡元培倡导的民族语言和民俗的调查，就成为了当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的主流。
　　如果说蔡元培倡导的民族学研究似乎和民族复兴缺乏直接关联的话，那么在《说民族学》刊出的同年，吴文藻著的《民族与国家》一文，则直接讨论了中国民族国家整体构建的问题。此时，泱泱大国已经崩溃，新的近代国家则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作为对“凡尔赛体系”确定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原则的反思，吴文藻就中国历来的统一建立在多元民族和文化上的历史特点，提出了一个国家也可以包括多个民族的论断。这一论断不仅为理解“五族共和”的政治理念提供了参考，也从学理上确立了中国作为近代国家“多元一体”的合法性。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五族”演变成了“五十六枝花”，但这似乎更进一步印证了吴文藻关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理念。
　　可见，就早期学科知识的引入而言，民族学似乎远远不是现今一般认为的“少数民族学”，而是关乎民族和国家命脉的学问。自1979年以来，随着国力的发展，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大国地位逐渐得到显现，因此大国形象的树立、国际关系的营构、国民精神的塑造也将是民族学家必须面对的课题。

应用：
　　经世致用与民族地区发展

　　当我们编排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者谱系时，很多人都感慨地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一个像博厄斯、列维-斯特劳斯那样思想性和理论性同时具备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这到底是学科发展的不足，还是中国学者文化的特性使然呢？也许，我们只能归结为后者。
　　在论如何治中国学术史时，钱穆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在这一传统中，求知并非只是为了求知，求知就是为了要用。同时，知识是要在行为中得到体现，而不是仅仅作为思想操练的形式存在。因此，治中国学术史，如果忽视这个传统，就无法认知和理解中国学术的演变。
　　鉴于中国知识界的这种传统，我们可以断定应用研究是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当然传统，也将是学科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这种应用的取向主要在吴文藻的学术生涯中得到显著体现。尽管先生的著述不多，但其引入人类学的功能理论来改造中国社会学的举措，以及提倡从乡土中国来认识中国社会的研究取向，在其弟子林耀华、费孝通等人的学术中得到了实践。如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再次出现了边疆危机，在吴文藻的倡导下，兴起了“边疆民族研究（边政学）”，林耀华因此开展了彝族研究。与林耀华不同的是，费孝通则主要致力于寻求乡土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两者的研究分别涉及当时国家内政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林耀华和许多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学者，在协助政府进行民族识别，制定民族平等政策，以及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方面，奉献了自己的才智。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后，费孝通关于乡村工业发展的思路成为了全国各地发展的模式。和1949年之前相同，他们的研究分别在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上贡献了民族学人类学的知识，从而确立了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在两位先生的晚年，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都聚焦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上。林耀华对凉山彝族的发展始终抱着极深切的关怀，一再亲历或派遣学生回访；费孝通则先后提出边区发展的构想和小民族发展的问题。
　　如今，先贤已逝，但他们留下的未竟的事业，仍需要后辈努力。尤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少数民族的发展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还涉及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问题。美国人类学家艾瑞克·沃尔夫说：“人类学是最科学的人文学科，也是最具有人性的科学。”在今天中国中东部得到发展的同时，如何处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则成为难以回避的课题。那么，民族地区的发展应该遵循什么准则呢？林耀华曾经的感慨似乎值得我们的反思。当其学生向其汇报凉山彝族的发展不足时，他沉吟半晌后答曰：“无求发展迅速，但求可持续。”

传承：
　　文化多元与和谐社会

　　多样性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共同的生存之道。生物多样性是自然进化的前提和结果。社会多样性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也是“人类精神创造无法抑制的表达”。社会多样性对人类既有生存功能，又有审美价值。即使从纯粹功利的角度看，多样性也能通过减少对单一资源的依赖而降低竞争激烈程度，进而拓展全体人类生存的空间、发展的潜力及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水平。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多元是中国历史的特点和传统。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中，为文化多样性的发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贡献集中体现在新中国的民族识别的进程中，也体现在1949年之后台湾地区“中研院”的高山族研究中。
　　但如何认识和理解文化多元和中国的发展问题，以及如何处理文化多元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呢？对于前者，除了吴文藻的关于民族国家关系的论述外，在评价潘光旦关于开封犹太人的研究时，吴泽霖以“包容性”来描述中国文化的特性。晚年的费孝通就文化间的相处之道，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而张海洋将两个问题合起来讨论，他认为：“多元民族文化是中国人认同的源泉和立国之本。在举世关注文化多样性和迈向开放社会的今天，多元民族文化还是中国积累道德资源、凝聚软实力、推动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化解能源和市场压力、避开拉美陷阱、实现和平发展的社会资本。因此，它不仅是和谐社会理念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内容。”这些论述不仅澄清了中国文化多样性特点，也给出了处理文化多元的基本原则。
　　显然，这些论述均属价值取向上的，而要真正在现实中得到实践的话，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民族政策，以真正使少数民族权益得到充分的维护，使少数民族文化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延续。和谐社会理念的核心就是承认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具体来说，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在民族地区的发展上要尽量考虑当地民族文化的特点，不能推行“一刀切”的发展政策，要因地制宜地规划民族地区的发展途径。其次，在政策层面上，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积极推行民族文化保护的政策；广泛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尤其维护在中东部地区活跃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这都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忽略的层面。
　　对于民族学人类学家来说，群体多样性则是国家制定政策法规以追求社会和谐的直接依据，因此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对象。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是学科发展早期重视思考与回应民族复兴和国家构建问题取向的继承，也是对经世致用学术取向的传承。此外，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处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关系的学科传统。林耀华曾经告诫自己的学生，民族学人类学家应该回报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他们养育了我们和我们的学术。生前十分关注凉山彝族发展的他，在遗嘱中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约出来的10万元全部捐献给了凉山大学。至此，如果说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理念是促进人类相互理解交流、和谐互惠和可持续发展的话，那么他和彝族兄弟的互动则是和谐互惠的一个典型案例，也为未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家学术实践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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