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四届论坛日前在法国巴黎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墨西哥、爱尔兰、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土耳其、澳大利亚共14个国家的近百位学者出席了此次论坛。与会者围绕“民族、国家和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这一主题，讨论了全球治理的总体演变和当代特征、当代全球治理面临的多重危机和全球经济政治秩序的民主治理。学会还颁发了首届“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其中获奖的中国学者有程恩富、刘思华和何干强。程恩富的获奖论文“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和何干强的获奖论文“论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分别发表在2007年和2008年的中英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

程恩富：
　　重建各国共同负责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的治理大致经历了三种类型。
　　一是1900—1945年的列强争霸或帝国争夺型治理。世界强国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加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动荡剧烈，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及一系列殖民战争和一次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但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使全球政治经济的民主治理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因素。
　　二是1946—1989年的“两超”阵营型治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别支配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维持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一种相对平衡和稳定。第三世界国家的作用不断扩大，世界经济政治民主治理的积极因素继续提升，但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发动的“冷战”，严重妨碍了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
　　三是1990年至今的“一霸数强”型治理。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巩固“全球领导地位”，美国把国际政策变成促进或维护其本国实力、遏制或削弱他国实力的工具，导致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行动能力明显降低，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相对不足，各种全球性问题不断凸现。
　　为了提升现时期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水平，必须首先改革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构建联合国主导型治理框架。例如，应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和机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理事名额，激励世界各国和地区政治实体共同参与全球事务决策，提高其代表性和决策效率；应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机制及表决权等，改变少数富国对重大决策拥有否决权的现状，制定更有效的金融规则和危机处理机制，加强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管；应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及其规则，保证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决策并从中受益，确保贸易活动不损害民族利益和劳工权益；应尽快确立全球统一的货币即“世元”、全球统一的语言即“世界语”；取消美国控制下的北约和某些国际法律机构，重新建立联合国领导下的维和部队和国际法律机构。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建立一种各国共同负责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公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和军事自卫化。
（作者为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艾伦·弗里曼（Alan Freeman）：
　　21世纪的文明建立在精神产品大规模生产消费基础上

　　通过比较政府解决1873年和1929年危机的策略可知：任何一种情况下，经历一段时期的金融混乱之后，世界经济必然长期缓慢发展，然后引发国家剧烈变动，最终促使另一段时期内的经济增长。历史上同当前这场规模相当的几次经济危机，都被解决了，但也导致了文明的变化，即影响深远的甚至我们现在仍在其中的文化革命以及社会转型，并塑造了迄今为止的整个时代。这些变化产生的深远影响却被我们错误地忽略了。
　　我们需要一种远见，指导每一个经济方案，正如战后福利国家和联合国人权宪章的职能那样。摆脱危机的过程构成一种迅速升级的“人力资本”——政治权利受益人的生产潜能，经济学家错误地将其描述为一种纯粹的成本。然而，文明是一种资本。要摆脱当前的危机，就要在所有人当中普及这些权利：创造的权利、思考的权利、互助的权利、扶持的权利。资本主义通过战争、危机等手段毁灭资本来恢复经济。
　　其实我们可以投资于文明来摆脱危机。在福特时期创造了一个建立在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物质产品基础上的文明，21世纪需要建立起一个建立在精神产品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基础上的文明。现代文明的资产不在于机器的庞大和豪华，而在于工人的创造力和智力。培养创造性、获取知识、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最悠久的和最人性化的文化。我们现在视为可望不可及的某些人类欲望和需求，可以而且应该被纳入一个新的远景规划中。这不仅是经济成功的先决条件，也正是文明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英国伦敦政府经济顾问）

里卡多·贝拉弗尔（Riccardo Bellofiore）：
　　家庭的自主性需求与可支配收入相分离

　　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提出一种资本主义的周期变化理论，其特征是投机泡沫和债务紧缩交替发生。但是明斯基对当代资本主义和金融危机的解释尚有四个问题有待解决。其一，金融不稳定论断在分析上有困难。明斯基的观点是杠杆比例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但没有必然原因使这种趋势成为现实。其二，明斯基关于资本商品需求和融资的动力学也有问题。2003年后恢复时期保持稳定的实际投资水平无法完全解释“新经济”的快速增长。其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资本主义新型结构中，货币政策似乎可以刺激消费的自主扩大，因此暂时越过有效需求对于总投资的依赖。有效需求限制的放松在中央银行对资产泡沫和相关财富效应的支持发生时才成为可能。其四，最近的投机泡沫没有伴随工资上涨。
　　20世纪80年代的资本解放运动、货币紧缩、福利国家解体、全球伙伴之间的残酷竞争引发了强大的停滞主义趋势。这些政策与实际投资和实际工资的提高相对抗，工资份额开始下降。到1995年，工资紧缩已成为美国以及欧盟国家的永久特征。正是在这个阶段，劳动力“真正地从属于”金融和贷款，这种从属方式直接影响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剥削。在“新经济”浪潮后，由于实际工资萎缩，对于住房和消费品的有效需求只能通过增加贷款来实现，家庭而不是公司成了主要的借款者。家庭贷款大幅度提高了消费和家庭需求的自主性成分，将它与当前可支配收入分离，最终形成了资产泡沫，使危机不可避免。
（作者为意大利贝加莫大学教授）

萩原伸次郎（Shinjiro Hagiwara）：
　　摒除效率低下的自由化国际投资体系
　　马克思对欧洲和美国历史上三个阶段经济危机的研究，对于理解当前的金融危机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在马克思时代，信用体系特别是股份制驱使资本家进行过度的投资，并加速了借贷资本的积累。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货币资本家阶级发展壮大。当生产过剩时，资金不足，利率迅速上升，企业破产相继发生，金融家却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货币市场的高利率。当所有国家同时过度输出和输入时，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爆发了。二战后，大企业不受银行家和持股人控制，其行为做法与金融机构的利益毫无关系，凯恩斯主义政策创造了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金融危机得到缓和。但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每次危机过后，大金融家和股票经纪人很快重获权力，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持续增长。随着国际资本交易的自由化，国际投机活动大大增加，金融危机越来越频繁，并最终导致了世界金融危机。
　　我们必须采取遏制投机性资本的政策，因为不顾后果的投机资本行为引发金融危机，致使世界经济不景气。我们要明白凯恩斯模式瓦解之后，效率低下的经济活动将在自由化的国际投资市场上展开。改变现存体系并不容易。然而，我们应该摒弃效率低下的自由化国际投资体系，在不久的将来建立取而代之的稳定体系。
（作者为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授）

亨利·赫本（Henri Houben）：
　　工资社会、垄断、信贷发展是结构性危机的三个成因
　　工资社会、垄断、信贷发展是解释结构性危机成因的三个因素。一是在工资社会，工人几乎完全依赖市场为他们提供关键的补给物，他们在全球消费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减少工人成本的方式破坏了重建国家需求的一项来源，从而对体系造成了威胁。这就是经济复兴的困难所在。二是面对危机，垄断企业构成了强大的金融阵地，以抵消销售减少这一最重要的影响，同时那些较小、较弱的企业首先被消除，直至只剩下一些大型公司。传统的解决危机的手段被搁置，价格由于寡头垄断而被维持。三是信贷资本以短期形式纳入到经济循环中，从而允许人们购买剩余产品，或使随时可能停止的生产得以继续。当麻烦首次出现、公司资金受流动性约束时，银行业可以很容易地供应贷款，帮助其克服障碍。于是，周期性危机就转变成一个简单的增长率下降问题，甚至可能是一种极细小的下降。然而，债务不偿还，便很容易成为永久性的；流动性约束增加，贷款便不断翻番。我们就这样进入了债务社会，因为贷款在危险地积聚，直至再也无法偿还而发生危机。
　　现在的危机是美国领导阶级当初选择的结果，尤其是在1979—1981年的转折时期。它建立的社会中，平等越来越少，资本收入越来越多，富人的税收越来越少，精英转向一种“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为了刺激“过度消费”以持续增加负债，金融市场需要不断放松管制，鼓励投机买卖，即引狼入羊圈，就像它本来就在那儿似的。投机泡沫破裂则造成今天的金融市场崩溃，其结果是，必须以更加暴力的方式摧毁过剩的生产力，因为其经历了长期的“过度消费”并背负着大量债务。
　　（作者为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博士）

约瑟夫·鲍姆（Josef Baum）：
　　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需要广泛的运动和合作

　　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三个潜在的危机，即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和气候危机，其中最有威胁的是气候危机。我们或许需要花上几十年的时间来对抗气候危机造成的影响，如果错过了最后期限，那么这种无法逆转的进程将会使人类面临基本的生存威胁。“看不见的手”难以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实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目标，气候变化是人类迄今为止经历的最严重的市场失灵。利益机制往往目光短浅，因为通过折扣率/收益率计算，在将来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因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将接近于零。因此在无法预见的收益机制中，要解决气候问题十分困难，收益机制的短期运转会产生错误的刺激因素，气候领域的研究和开发费用因此常被看做“无远见之举”。
　　气候政策对各个层面（区域、国家、大洲之间以及全球）的影响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在责任分担方面必须考虑到各方面的责任和历史收益。为保证气候政策的公平，具体的国家、地区以及全球的责任分担需要通过全球或者国家之间的协商来进行。有效的气候政策与资本主义机制的核心不相符，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将要经历根本性变革，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新领地”（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这意味着我们会看到迄今为止不为我们所知的社会—生态进程。总之，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变革需要广泛的运动和合作才能实现。

（作者为奥地利工业与生态经济学及区域研究项目研究员）

特伦斯·麦克唐纳（Terrence McDonough）：
　　跨国政治性机构的功能日益突出

　　随着资本运行的全球化和非国家政府因素的影响增加，主权国家的功能正在受到挑战。虽然它们在世界经济政治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现代科技的进步也带来了时空距离的缩小，为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流通提供了条件。这一系列因素直接催化了各种新型的资本管理方式的产生。在全球化社会积累结构构成中，一些跨国政治性机构（如WTO、G8）以“类主权国家结构”的面貌出现，功能日益突出，并企图保持国际体系中的特定权力分配格局。这一类组织本质上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想范畴，它们一方面超越主权国家机构，另一方面又转变着主权国家机构，如迫使主权国家机构不断进行有利于国际资本利益的政治经济改革。尽管主权国家机构在地方推行跨国合约方面保持甚至增加了其重要性，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发展问题上，已经开始把权利移交给跨国或者国际组织机构。这一发展趋势实际上质疑了自由、民主主权国家作为公民的唯一代表性机构的权威性。
（作者为爱尔兰高威国立大学博士）

拉荻卡·德塞（Radhika Desai）：
　　国际货币合作而非霸权是解决贸易失衡的唯一出路

　　凯恩斯曾揭露金本位制的偶然性以及政治操纵的现实，主张用一个多方管理的世界货币（不单是某个国家的货币）来代替黄金，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为了避免过度责任而实行金融抑制或资本控制，让贸易顺差国和逆差国都承担调整的责任。凯恩斯还提议成立具有独立货币“班克尔”（Bancor）的国际清算同盟。作为非特定国家的货币，“班克尔”不会给任何国家货币铸造特权，也不会让世界货币成为某个国家国内优先权的“人质”。然而，这一主张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计划中被删去了，美国如愿获得了美元霸权。
　　然而，虽然美国获得了美元霸权，却无法维持这种虚荣。首先，美国还是一个国家经济模式，因此它注定无法承担通货紧缩的后果。其次，美国在国民经济和市民（作为军事战斗力量）基础上行使其帝国主义责任，而不是在一个帝国基础上（为殖民战争而战的殖民地臣民）行使责任。再次，在20世纪70年代初国内经济力量不足时，美国不能获取一个正式帝国可获取的资源来支持它的货币。很明显，美国称霸的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损坏以及对美国经济的促进。一旦西欧和日本恢复过来、其他国家开始工业化后，美国统治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可能性仿佛就不存在了。货币的国际合作而非霸权才是唯一的出路，凯恩斯的最初提议是这条出路最好的起点。
（作者为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海因茨·迪特里奇（Heinz Dietrich）：
　　“21世纪社会主义”变得众所周知

　　社会主义作为现代的一种具体文明形式，也是人类一般进化过程的一部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再到现实社会主义，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当2005年委内瑞拉总统在波尔图举行的世界社会讨论会上宣布委内瑞拉的革命将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革命”时，“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概念和基础理论就变成众所周知的了。
　　“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包括：一是建立在劳动价值基础上的民主计划的政治经济，确立按劳分配的原则和等价原则的有效性；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根据经济形势来决定市场价格。二是有一定组织形式的社会财产，人人本着道德和法律约束平等地使用社会财产。三是民主参与制与人类社会有四种主要关系，即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和文化关系；这些领域内的重大决定将由公众通过电子投票的方式确定，而相对次要的决定将通过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机构解决。四是科学的人类学模式不是建立在理想主义概念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关于人类特性的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五是由大多数人掌管的政府当局也即公共机关，在实践中将不为占优势地位的阶级利益所决定。
（作者为墨西哥城市大学教授）

杨志：
　　中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探索“绿色＋资本＋网络”发展模式

　　环境问题指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质量变化及其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当前国际公认的重大环境问题已威胁到人类生存安全。环境问题在工业化进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并已成为引致当代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的重要根据。发展中国家处在当代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它们面临的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极其复杂。
　　解决中国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采取“绿色＋资本＋网络”的发展模式。在目前的世界经济转变过程中，由工业经济向网络经济过渡已是一大趋势，工业经济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与加工工厂的高成本和不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被“网络化”所克服；能源限制和原料高消耗在一定程度上被电子控制系统及部门克服。因此，还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中国一定要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发展网络经济。这才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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