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和悲痛，以笔作刀枪，毫不犹豫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接连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痛陈国事，就“共赴国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力主对日抵抗。“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认为：“全国同胞愤懑已达极点，战与不战，殆为人人心中所同有的一个问题。” 他力主抗战，其理由有三个，一是“不战而死，不如战而死”，“况且真能全国死战抗敌，或许于一部分之牺牲外，尚得死里求生”。因此他疾呼：“保护国权，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抗日运动，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准备应战亦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故人人有决死之心，实为救国的首要条件”。二是“对日外交是死路一条”，如果坚持不承认亡国条件，就只有准备应战一条路走。三是应战了，虽败犹荣，犹能为个人争点人格，为国家争点国格。同时，他也预料了战与不战的后果。“战，国内派别有望团结；中国不一定败；中国人爱国心可以提升。”“不战的结果，是加深内乱；引起别国步日本的后尘；亡国；辱而死，战而死，同一死也，我们宁愿战而死。”
　　声援支持东北抗日武装。当时在东北地区抵抗日军侵略的主要武装是东北民众自动组织的义勇军，他们在冰天雪地中与侵略者作殊死搏斗，是暴日的劲敌。东北义勇军的艰难奋斗，实非言语所能形容。其“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以赤诚、以碧血为民族生存艰苦奋斗”是“民众实力的一种表现”，只有国民自己想法造成强大力量来救国自救，才能寻出一条生路。
　　因为东北义勇军“其可敬的行为尚有为外间民众所未深知者”。所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大量介绍东北义勇军的事迹，指出抗日义勇军的性质，“是自动御侮的武装民众”。他们有的是绿林，有的是农民和工人，特别是其中的绿林，“他们从前虽然专做劫掠的勾当，但是在这国难期内，民族意识的激发特别强烈，个个都成了民族的英雄，不应仍然称他们为土匪了”。各种抗日武装虽名称尚未统一，如民众抗日救国军、民众义勇军、国民救国军等等，但“性质无异，目标相同”。因不是正式军队，义勇军的数量无确定数字。所谓“某部有几百几千几万者，大抵不是其领导者号召的能力而言，而是其行动时聚集的状况而言。农民和工人平时各有其家，行动结束各自回家”。绿林一般也不能常常几千几万的聚在一起，唯其基本队伍不分散，常分为若干股散居或游动。多种情形，就是散则为民，聚则为兵。义勇军的效用，“不要以义勇军克复或退出某地为喜悲，因为其作战方式是游击，其效用是断绝敌人的交通，扰乱敌人的防地，破坏敌人的矿山及工厂等。旷日持久与之混战，使他们在外的军队疲于奔命，在内的国民苦于供应，不能高枕而卧，不能安然统治，使他们吞不下去，吞下去也使他们不能消化，所以义勇军只要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长期奋战坚持到底继续不断的和敌人捣乱，就是成功，就是胜利”。
　　特别是江桥抗战爆发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不仅宣传马占山江桥抗战事迹，更为重要的是发起募捐，援助马占山江桥抗战。江桥抗战爆发后，《生活》周刊社共发出十次为筹款援助黑龙江省卫国健儿紧急启事。筹款募捐启事得到广大读者及其他人士的热烈反响。当时，《生活》周刊社把11月14日至l7日募集的44666.44元，分四次于11月15日至18日，通过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电汇给马占山将军44600元，同时发去慰问电。江桥抗战失败后，《生活》周刊社继续募捐援助马占山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对日作战。截止1932年1月18日，共募集捐款129904.65元，共汇给马占山120000.07元。
　　正因为《生活》周刊曾竭诚赞颂并支持马占山，所以在马占山变节事敌的消息传出后，邹韬奋不胜愤慨。马占山就任伪职后，逐步认识到，已落入日本侵略者的圈套，想借与日军妥协之机保存自己、再图救国的幻想已经破灭，于是他下定决心，于4月7日，再举抗日义旗。对此，邹韬奋感到无比欣慰。认为仅就目前而言，对日本的打击的确不小。马占山行伍出身，他对政治上的认识远不如在军事上的谙熟。他在政治上的反复和曲折远远超过他军事上的赫赫战绩，对此，当时的邹韬奋是无法预料的。
　　分析中日双方的客观条件、探索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邹韬奋认为中国不承认亡国条件，则断交不可免，日本必出兵。首先，占据沿海各要隘。但中国海岸线长，日军不敷防守，“人少则易遭中国兵之袭击，人多则军费浩大，泥足深陷”。中国政府“应订一三年或五年计划，积极猛进”。应注意之要点如下：“（一）以逸待劳，以久待暂，以柔待刚，见日本大队至则退守，小队则袭击；（二）一面向俄德定购军械，一面联美在经济上与日以威吓；（三）一面开发西北，一面沟通西南；（四）积极训练国民军。”其次，我们中国地大人众，日本一时吞并不了。“地占不了，人杀不尽；只须我们能坚持，至死不屈，不逾三月至六月，彼决不得不屈服，乃得根本解决一切悬案，不必待三年或五年而后可达目的。”在战术上应重用游击战的方法，他以东北小股义勇军抄袭敌后，使敌疲于奔命的行动为例说：“况我国果欲以实力收回失地，亦重在以小队偏锋作不断的随处袭击办法。”他认为如用野战法对付日寇，则“只须能坚持一年半载，暴敌必束手待毙”。
　　此外，他还认为因受自然环境所限，日军不敢远离大城市。加之“日军在东北作战有两大缺点：一是战线过长。东直安东一带，西直锦州义县洮南一带，南直旅大，北直吉林龙江一带，占据铁路线约五六千里，而铁路之两旁为义勇军之势力，是其战线长逾万里以上。二是不善混战。以步骑炮空联合作战，为日军所擅长，而人自为战，则为其战术上所无，故对我义勇军之游击式的混战，甚难对付”。
　　邹韬奋对中国地大人多，日本一时胜不了的估计是正确的，游击战法的考虑也富有启发性。但他把未来战争考虑得过于简单，对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考虑不足，难免书生之见。
　　从“九一八”事变发生至1933年7月14日即第一次出国流亡前，邹韬奋把主要目光盯着烟火弥漫的东北战场，及时报道和宣传、组织援助东北抗日武装。正像他自己所言：“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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