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师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去，学界抱痛。季先生仙逝后的次日，报上介绍先生生平时有如下文字：“季羡林先生，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修习德文，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1935年，作为交换生赴德留学。”此节文字既道出了季先生与清华的渊源，也直陈了吴先生与季先生的师生关系。从历史的节点寻踪，季羡林的成才之路与吴宓当年在清华的作为有着密切关联。
　　学界皆知1925年创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及研究院主任吴宓之名。1926年，吴宓又担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28年改名为外国语文学系）的代理系主任，而且一“代”就是多年。
　　吴宓志于道而勤于事，他在主管西洋文学系之际，谋划制定办系方针、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吴宓参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办学理念与经验，结合中国文化及具体国情之所需，制定了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办学总则”及全面系统的课程设置，提出把学生培养成为既“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熟读西方文学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又能“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的“博雅之士”的办学方针，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吴宓这一方针的制定，直接影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外文系包括钱钟书、季羡林、曹禺、李赋宁、李健吾、王佐良等一批杰出学人的成长。1930年，青年季羡林正是在清华外文系大兴“会通中西”、培养“博雅之士”的氛围中进入清华园的。当时吴宓在清华外文系开设的课程有“中西诗之比较”、“古希腊罗马文学”、“西洋文学史”、“文学与人生”、“英国浪漫诗人”等，这些课程曾深深吸引和影响过青年季羡林。1989年3月22日，季羡林先生在为《回忆吴宓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深情地回忆道：“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我听过吴宓先生几门课：‘英国浪漫诗人’、‘中西诗之比较’等。他讲课认真、严肃，有时候用英文讲，议论时有警策之处。高兴时，他也把自己新写成的旧诗印发给听课的同学。……他的‘中西诗之比较’实际上讲的就是比较文学。当时这个名词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他实际上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很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1934年，23岁的季羡林从清华外文系毕业，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羡林报名应考，被顺利录取。据有关资料，当时报考的还有清华外文系的曹禺等人，吴宓认为季羡林出生山东农家，又是毕业工作后回来报考，对他来说机会很不容易，而曹禺等人出国留学的机会相对容易一些。同年9月，季羡林赴德入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教授、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正是在中西文学、文化的广泛学习与研究的进程中，季羡林终于成长为当年吴宓先生所殷殷希望的将清华学子培养成既会通东西方文化精神又能互为介绍传播创新的“博雅之士”。
　　如今，季羡林先生已追随当年清华园的陈寅恪、吴宓、朱自清、朱光潜、俞平伯等先师而去。人们在缅怀这位大学者时，自然会赋予他种种荣誉头衔，如国学大师，思想家，语言学家，比较文学专家，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散文家等等，当然这些头衔都是名副其实的。但我以为，对于季羡林先生这样的学者，最合适的还是吴宓先生当年提出的那个“博雅之士”。“博”即真正的知识渊博，古今中外尽在学术视野之中，都是学术研究的对象；“雅”即追求人品高尚、文品高美，文化与文学的趣味高雅。
　　在缅怀、追思季羡林先生以及他的先师陈寅恪、吴宓等那一辈学者时，他们把整个生命投浸在整体历史文化关怀之中，对文化与生命问题作总体研究把握的博大气象与会通气势令人震撼。所谓大学是有大师存也，所谓大师是有大襟怀、大视野、大精神存也。卓识方大家，会通乃兼容。真正的学者是不能用具体的专业学科归类的。你能用比较文学、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学、印度学、文献学、翻译学等等去规范季羡林先生吗？都不能。而如今的研究体制则将学者局限在各自狭小的研究领域之内，各学科之间壁垒分明，难以越界。如此这般，还能出现像季羡林先生那样的“博雅之士”与“通人通儒”吗？我想，人们在悼念季羡林先生时，除了失去先生的那一种心痛，实在还有那一份“博雅之士”与“通人通儒”再难寻觅的怅惘与浩叹。
　　2009年7月13日凌晨于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