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科学家们好比蟑螂”
　　□张蕾 来源：《光明日报》2009年7月6日

　　“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并未给学者带来科研经费的私有化。”俄罗斯科学院科技史所圣彼得堡分所所长、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科尔钦斯基教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科研改革势在必行。当前，建立资源分配竞争系统是俄罗斯科学改革的重要措施。但是，根据他与同事在圣彼得堡进行的调查，只有10.6%的被调查对象承认“完全适应改革现状”，“基本了解现状但不适应的”占68.4%，“不能接受”的占21%。学者对改革措施积极性不高的原因在于工资太低。科尔钦斯基认为：“俄罗斯的科学改革确实起到一定效果，现在已初见成效，但这是一个科学共同体与政府之间的磨合过程。最初，改革是政府在自导自演，例如通过提高工资刺激更多人投入科学工作，但究竟如何使学者思想与官方战略结合起来，是今后应该重点探讨的问题。”他讲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近300年来，尽管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巨变，东正教与科学的社会地位此消彼长，但东正教会与科学院却始终存在。“应该记住：任何一个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阻止科学进步的步伐。科学家们好比蟑螂，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消灭光。”他解释道：在俄罗斯人的情结中，蟑螂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和聪明智慧，因为它们几乎无处不在。同样，学者们也总能找到自己生存的方法，并且总能找到某种理由或者方式影响国家的决策者。我们总能看到俄罗斯领导人决策上的变化，这是学者的功劳，是学者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刘鹏摘）

　　霸权转移催生重大技术变迁
　　□黄琪轩 来源：《国际论坛》2009年3期

　　技术进步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研究者往往关注技术如何塑造了世界政治，其实，国际政治的变迁也促进了重大技术的变迁。当世界政治出现权力转移的时候，领导国与挑战国的威胁感知会上升。在威胁感知的驱动下，双方会大幅度扩展技术进步的政府规模，即增加政府对研发的资助和高新技术的采购。此时，政府对技术的精准要求比较高，对研发的资助也比较集中，也更容易突破以往的技术瓶颈。因此，领导国和挑战国双方的权力转移极大地推动了重大技术变革，技术进步的政府规模比市场力量更容易带来重大的技术变迁，且国际竞争越激烈，国家扩展技术进步的政府规模的意愿越强，重大技术变迁的可能性越大。从历史上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霸权竞争促成了航海技术革命和地理大发现；荷兰和英国霸权竞争极大地推动了科学革命；法国和英国的争霸推动了第一次技术革命；德国和英国的霸权竞争又极大推动了第二次技术革命；二战后，电子革命的出现离不开美苏争霸的逻辑。（胡荣荣摘）

　　智库改变世界
　　□高韬 来源：《环球财经》2009年7期

　　国家的发展和竞争，首先是战略和智慧的竞争。每个大国的兴起，必以大战略为导航。400多年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给荷兰开了“商业垄断”的方子，“十七绅士”更是身先士卒，使弹丸小国持续了200多年的辉煌。英国皇家学会悬赏发明新型纺织机，引爆了工业革命。在德国发展史上，德意志统一、资产阶级革命、一战、二战、两德统一，德国六次国运大转折造就了六家德国顶尖智库。美国所谓的“三权分立”权力体系，显然只是对国内政治而言，其对外政策的实际权力掌握在议会、总统及政府部长“体制内”的权力者以及外交学会、三边委员会、兰德公司等类似机构组成的私人秘密网络手中，美国智库都声称是“非营利机构”，但背后大多是一些利益财团。日本目前共有295个智库，其中又以最近30年形成的依附在财团身上的五大企业智库被称为日本智库的王牌。从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大腾飞到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恢复元气，日本大大小小的智库发挥了巨大作用。（胡荣荣摘）

　　无“根”的返乡青年农民工
　　□徐晓军 欧利 来源：《理论与改革》2009年2期

金融危机的发生加剧了返乡青年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受到的排斥，而多年的城市打工生活却淡化了返乡青年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与归属，返乡青年农民工也因城市打工经历而主动排斥乡村生活，在这种双重排斥的境况下，返乡农民工极易成为无“根”的游民。乡村认同与归属的缺失极大地增加了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游民化风险。游民易变成松散的无政府主义者，具有反社会的特性。他们甚至可以形成一套自我的文化来抗拒主流文化，这就可能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有效规避游民化风险应从加强城镇化建设入手，促进返乡青年农民分流，重构乡村社会认同与归属。大城市对返乡青年农民的容纳有限，加快小城镇建设能有效转移返乡青年农民劳动力，是将其转化为市民的重要途径。然而，农村社会仍是大部分农民的生活依托，是他们被城市排斥后的最后保障地，因此重构他们对乡村社会的认同至关重要。（杨玉珍摘）

　　“绿色生活”还是现代化生活？
　　□江晓原 来源：《解放日报》2009年6月28日

“绿色生活”，就是一种尽量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生活。和绿色生活对应的，是当今人们所向往的现代化生活，这种生活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但这种生活方式非常舒适。现在大城市里的人过的，基本上就是这种生活，这种生活也是很多农村的人所向往的。但是，绿色生活这个概念是西方国家定义的。在这一类的问题上，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人，其实是没有发言权的，无论是现代化生活，还是绿色生活，都由发达国家给不发达国家进行定义。另外，越现代化的生活，对物资和能源的消耗就越厉害。更致命的是，现代化生活高度污染环境，农耕文明产生的垃圾绝大部分都是可降解的，但现在城市生活产生的巨量垃圾，很多都是不可降解的。现在一些“污染治理”实际上就是污染转移，是把污染从一个富裕的地方转移到一个贫困的地方。因此，有一个悲观的说法是：未来世界是垃圾做的，我们几乎都不可能过上所谓的“绿色生活”（杨玉珍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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