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栏目从多视角、全方位来探讨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范式,涉及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等内容,同时涉及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法哲学等交叉学科领域;对当前马哲界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意识形态化、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等问题。
哲学界不少中青年学者正处于学术成果创造的黄金期,其学术研究的方法、路径、风格正在逐步成型、完善和清晰;他们跨越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种不同的生活境遇,其学术风格的形成自然也烙上了两个时期的时代性特征。关注这一学术群体的研究成果,有着特定的价值与意义。《学术研究》杂志2001—2002年曾以“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系列笔谈专栏,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在此基础上,2004年7月起又特别开设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栏目。开办这一栏目的宗旨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青年学者的学术成果搭建一个展示的平台,通过组织编发青年学者高质量、高品位的学术成果,反映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将马克思哲学话语置于当代的学术语境中,呈现于当代人的视野中。
该栏目的开办加强了《学术研究》与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哲学工作者的沟通及联系,活跃了马哲界的学术气氛。同时,《学术研究》杂志社还积极举办学术活动来促进栏目建设。如积极发起与“北京青年哲学论坛”遥相呼应的“广东青年哲学论坛”,并一直负责每一届论坛的筹备与组织工作,迄今已经举办了13届。其中2006年11月,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学术研究》杂志社以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六届“青年哲学论坛——‘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这是国内哲学界规模较大、影响较强的一次青年学者的聚会,获得了青年学者的好评与支持。不少论坛上的优秀论文发表在该栏目上。由品牌带动,该栏目凝聚、团结了国内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以60年代出生的学者为主的学术骨干,培养了稳定的作者群,为《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积聚了支持力量。
该栏目发表的文章既有对经典的文本解读,也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更多体现了“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的研究风格;从多视角、全方位来探讨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范式,涉及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等内容,同时涉及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法哲学等交叉学科领域;对当前马哲界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意识形态化、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等问题。这些文章都有很强的理论性,选题新颖,笔锋犀利,吸引了不少读者的关注,二次文献转载率很高。比如,(1)对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与当代价值的定位。仰海峰撰文(2005年第5期)认为,马克思哲学当代阐释的意蕴在于重新思考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精神:第一是形而上学批判,这是马克思透视哲学观念的重要前提,由此将哲学视角转向了社会生活及其文化逻辑的批判分析;第二是从资本逻辑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化进程及其内在的二律背反,这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内容;第三是建构社会批判理论,为未来社会的变革提供一种理论的自觉。李文阁撰文(2004年第7期)提出,马克思哲学是活动、生命、意见和生成性思维方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把兴趣放在体系的建构上,而应该致力于研究现实问题。杨楹撰文(2006年第1期)提出,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旨归是人的解放与自由。我们要植根于现实生活,在批判中建设、创造出现实生活的自由,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所蕴含的深厚人文精神与人道价值,这才是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之所在。(2)对马克思哲学解读模式与言说方式的分析。胡大平撰文(2006年第10期)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复杂的传播和解释过程,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模式也从“一”(经典形态)变成了“多”(多种地方版本和理论流派)。这一历史既证明了基于地方经验和特定理论逻辑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同时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本质。它在理论上也对今天的马克思哲学解读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提出了重大的要求:如果不将自身的解读历史化,就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贺来撰文(2007年第1期)指出,马克思以一种“非哲学”的态度摒弃了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把哲学变成了“哲学实践”,变成了一种干涉、介入和变革现实生活的方式,这正是要让哲学从“思想世界”回到“现实世界”并因而实现“从语言降到生活”的变化。马克思摒弃了用思辨哲学的概念来建构哲学体系,摒弃了使用形而上学的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而是使用“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两种最主要的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来实现对人的历史性的生存状态的分析、描述和理解,来完成对旧世界的“揭露”和对新世界的“发现”。(3)对马克思生存论哲学研究的反思。范海武、刘怀玉撰文(2004年第8期)指出,“存在论转向”或“生存论转向”的说法对马克思哲学范式的革命意义作了“过度诠释”,遮蔽了两个基本的哲学史事实: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在于它是反对任何脱离社会历史前提的本体论哲学,却并不从根本上否定近代认识论哲学形态的合法性;马克思哲学是通过瓦解古典人本主义而走向了科学的历史辩证法,在方法论上是反对一切形态的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人本主义哲学的。马克思的哲学范式革命不是表现为反“实体主义—认识论”的“生存论转向”,而是表现为反人本主义的历史辩证法。邹诗鹏撰文(2007年第1期)分析,生存论研究仅靠意识哲学来进行是不行的,只有把生存论引入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摆脱生存论的个体性。我们应该立足于整个当代哲学的范式及主题转换,结合现代性的社会与文化状况,把生存论看成一个涉及当代哲学自我理解的根本性理论问题。(4)对马克思“哲学终结论”的辩论。游兆和撰文(2007年第8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应当属于“哲学终结论者”。马克思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一样具有“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即“拒斥哲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哲学终结”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实证科学思潮的兴起与德国古典思辨哲学的终结,其“哲学的终结”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指特定的德国“思辨哲学”的终结,二是指在实证科学的发展中一般“哲学”或“哲学”本身的消亡。“哲学”最终将“消失”在“实证科学”之中。何中华、孙亮撰文(2008年第10期)从不同侧面反驳了马克思“哲学终结论”。何中华要为马克思哲学的合法性作辩护。他认为“思辨终止”仅仅是指思辨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是为了祛除“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不是拒绝“哲学” 本身。马克思认为,“否定哲学”或“消灭哲学”并不是一个理论的任务,而是一个实践的任务。“哲学”的“消灭”不能通过实证科学的发展来实现,而只能诉诸实践本身的成熟才能实现。显然,马克思所谓“哲学”的“终结”,只能意味着“哲学”的“实现”。孙亮则与游兆和一文商榷说,马克思哲学“终结”的真实含义在于超越“思辨哲学”,而没有否定“全部哲学”。马克思的“实证科学”概念只是处于哲学与科学张力中的一个含糊的名称,不能断言“随着这种‘历史科学’的诞生,‘哲学’或任何‘历史哲学’也就成为‘多余的’”。马克思在终结“思辨哲学”之后拯救出积极世界观,实现了哲学变革并开辟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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