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2日上午，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前会长方克立先生。
　　记者：任老是中国哲学史界的老前辈，先生仙逝后，您在第一时间给先生生前所在的国家图书馆和先生的亲人、家属发去了唁电。请问您是怎么评价任老的？
　　方克立：我主要讲了三句话。任先生逝世，我国哲学界失去了一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和中国文化的权威学者；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学术文化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失去了一位热心教导和扶持青年的导师。这个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记者：任老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您作为一名老中国哲学史工作者，怎么理解任老在这方面所作的学术贡献？
　　方克立：任先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张岱老、侯外老也是奠基人。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如4卷本《中国哲学史》和7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已出4卷），培育了几代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实际上，包括我自己，就是读的他的教材。他的书比较早，我在人大任教时，石峻先生讲课，我做辅导，用的就是他的书。
　　记者：我在南开上学时，用的是萧萐父、李景全先生的教材，但任老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仍是我们必读的参考书。
　　方克立：你和我也算是两代人了，所以说他的教材培育了几代中国哲学史工作者。
　　记者：任老长期主持中国哲学史学会的领导工作，您也曾担任过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您怎么看待先生在学会所做的工作？
　　方克立：中国哲学史学会今年正好成立30年了。长期以来，任先生一直担任学会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的职务，对学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有一段时间，学会的刊物《中国哲学史研究》遇到困难，差点被取消刊号，是任先生亲自到国家新闻出版署做疏通工作，刊物才得以保留。他的面子大，这个作用是别人都代替不了的。他对学会的工作，对中国哲学、文化的振兴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记者：您和任老的交往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方克立：任先生有几次亲自给我打过电话。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记得很清楚。那是2006年，任先生刚从会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我接任会长不久。我们想给他庆祝90大寿，他是1916年生的。我找李申他们商量这个事。李申说，任老80大寿时，他们想给他祝寿，被任先生骂了一顿。
　　记者：为什么呢？
　　方克立：任先生比较低调，他不愿意突出自己。他开玩笑地说，这样吧，到100岁的时候你们再为我祝寿。我说，100岁当然是要祝寿的，但90岁也应该祝寿。任先生拒绝了，态度很坚决。我们又想以学会的名义开个纪念会，哪怕规模小一些也好，但他一律不准。我们只好恭敬不如从命。这件事没做成，至今觉得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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