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2日上午，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前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前常务副会长方立天先生。
　　记者：您和任老有师生之谊，昨天任老仙逝，您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方立天：是的。任公是我的老师。季老是我的老师的老师，我没有上过季老的课，但我在北大哲学系的时候，任公给我们上过课，不过上得不多。任公是我学术上的导师和榜样，他走过的学术道路，也是我所走的路。我们都是从搞中国哲学研究转到搞佛教研究，我们的学术道路是一致的，所以我把他作为我学习的榜样。他是我的老师，是我治学方面的榜样。
　　任公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是我国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的代表性人物。
　　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发展史》等，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主导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范本。他发表的一系列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文章，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
　　他长期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期间，我先后担任副会长、常务副会长，配合他做了一些工作。他很敬业，很多事情他都很具体地抓，很注重落实。他的工作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在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工作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担任会长期间，对推动我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研究队伍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记者：我们搞中国哲学的后辈学人，都受益于他。除此之外，他在宗教研究方面，也有开拓之功。
　　方立天：是的。在宗教研究方面，任公的涉猎面也很广，包括佛教、道教，还有儒教，他都有所涉猎。
　　我个人认为，任公是新中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开拓者。他是开拓者，更是组织者、推动者，对新中国的宗教研究影响非常大。
　　记者：他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方立天：是的。因为他当时写了几篇研究佛教的文章，被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评价很高。毛主席作了批示，后来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宗教研究所，就是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宗教所，他是第一任所长。这个所的成立，是中国宗教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记者：它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的宗教研究机构。
　　方立天：是的。这标志着中国宗教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宗教研究。任公在这方面的开拓、组织、推动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他的专长是佛学，在佛学研究方面，贡献更大。他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著作。
　　记者：如《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方立天：对。我还为他这本书写过书评呢。他的佛教研究的最大特点，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来研究佛教，这是很重要的。在当时可以说开辟了佛教研究的新道路、新方向。今天仍值得我们肯定和继承。
　　记者：他对道教也很有研究。
　　方立天：是的。因为他研究《老子》，而道教和《老子》又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主编过《中国道教史》，还有大部头的《道藏提要》，这些都是道教研究方面的基础工作。他在这方面贡献很大，值得我们怀念。
　　记者：任公提出的儒学是宗教的观点，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但有些学者并不赞同。
　　方立天：是的。但这也是一家之言。我曾经向他请教过这个问题。那是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在太原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中午要吃饭了，在电梯里，我问他：“任公，你怎么把儒学也说成宗教了？”因为我和他交往较密切，说话随便一些。他开玩笑地回答说：“大概因为我是研究宗教的，所以就把儒学也算成宗教了吧。”他后来也写了不少文章来论证这个观点。我尊重他的观点，但直到现在也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不过我并没有写文章呼应他。这个问题涉及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等对儒学的看法，他们三个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这个属于百家争鸣，很正常，但很重要。
　　另外一点，在宗教学的整体研究上，他强调要对宗教进行批判，并重视无神论的宣传，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见解。
　　总之，中国宗教学研究今天发展繁荣的局面，和任公的努力、贡献是分不开的。我们对他应该有一种感恩的心情。
　　有些人不赞成他的学术观点，但我们应正确看待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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