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7月13日下午
　　地点：北京，国家图书馆

　　任继愈先生的去世，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现在感觉还是有些措手不及。去世前，任先生一直在健康地工作、健康地学习、健康地做学问，从来没有疲倦过，从来没有间断过。记得他在续编《中华大藏经》时说过，编纂工作预计要用3年左右的时间，希望自己可以活到96岁左右，那样就可以完成《中华大藏经》的编纂。他当时对自己充满了信心。2008年因病做完手术十几天后，他就坚持展开了正常工作。

　　我和任先生的交往

　　现在，我们很难真正沉下心来认真思考任先生对哲学社会科学、对文化发展、对国家图书馆作出的贡献。过一段时间，我要认真重读任先生的著作，回顾他所走过的历程，从而更为客观、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乃至他对学术、文化、图书馆事业的贡献。这些贡献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位宗师，认识他的和蔼可亲、谦卑做人，认识他金子般的人格和学术品质。
　　我与任先生的接触比较早，记得1991年博士毕业时，我的导师詹锳先生就推荐我到国家图书馆工作，可是因为一些原因没能成行。2003年，我终于来到任先生身边工作。当时，清华大学有个机会调我过去工作，我对任先生说了此事，任先生建议我换个思路，能不能到文化部门来工作。我当时表示可以。没想到，任先生很快就同有关领导谈了我的事情，2003年9月事情就定了下来。这一次我真正来到任先生身边工作，也有机会做任先生的“学生”。
　　回想一下，我同任先生共事已经将近6年。每周我们都要见上一面，汇报我的工作情况，但更多的是谈学问、谈治学、谈教育、谈文化的发展。以前虽然拜读过任先生的著作，但是来到他身边以后才更近距离地感受他的学问和人品，深切了解他的文章。

　　一位纯粹、儒雅的学者

　　我对任先生有几点体会，首先他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学者。他不是一位纯粹闭门做学问，不问世事，不关心人民、社会发展的学者，他有着很强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他研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更进一步说就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这种使命感在我们交谈时谈得很多。他治学的开始是在西南联大。当时，从北京步行到西南联大的过程中，他真正地接触到了社会、农民，这使他下定决心从事哲学研究。他曾说过：“不了解中国的农民，就不会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中国的农业社会，就不会了解中国的思想史。”他的研究完全建立在对社会、民生、民族命运的关心上，体现了学者高度的自觉。
　　我的第二点体会，就是任先生又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多年来一直在学术界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宗教所所长。任先生1987年来国家图书馆（当时还叫“北京图书馆”）担任馆长，一待就是18年，他曾说，他是王宝钏守寒窑18年。他没有把官场的坏习气带到学风中来。作为一位学者，任先生把古今融会贯通，他既有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厚根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又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训练。从20世纪50年代，任先生就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和哲学。可以说，他掌握了先进的思想，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并且把这种先进的思想理论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中国哲学史》最突出的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这部著作汇集了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材料，廓清了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他曾说：“我研究宗教，但我不信神。”他在学术研究上，具有独立的学术精神。所以我说，他是一位纯粹的学者。
　　我的第三点体会，就是任先生是一位具有长者风范的学者、很儒雅的学者。我们眼中的任先生，一直都是从容不迫，都是那么谦和、亲切、风趣。他曾经开玩笑说，他年轻时上学，喜欢打篮球，后来上大学打网球，到了老年，打乒乓球，人越老，打的球越小。他对青年人非常关心，每次馆里开馆员大会，他都会讲到青年培养问题。任先生去世，让我们感到我们失去了一棵参天大树，这棵大树为我们这些后学遮风挡雨。

　　“我们要为中国文化复兴做准备”

　　任先生任馆长的18年，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国家图书馆从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迈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任先生把握住了发展的方向。他认为，作为国家图书馆，就是国家的总书库。中国善本书总数的三分之二都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应该承担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责任。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任先生直接推动了一些重要的文献抢救工作，包括对民国文献的抢救，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大发展时期，中国文化真正复兴的鼎盛时期，应该在20年后就会到来。我们这一代人现在要做的，就是为了这一伟大时期的到来，做文献方面的准备，多做些基础工作。任先生对国家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也非常重视。当年招进来的许多同志，都经过了馆内的严格培训，有的现在已经成了学科带头人。

　　（作者为国家图书馆馆长。本报记者祝晓风、孙龙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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