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常青之谜

　　在从江阴去华西村的班车上，华西村的影子随处可见。旁边的乘客抽的是华西村牌香烟，路两边不时闪现华西村的广告牌，“天下第一村”的名号更是赫然在目。
　　还未进村，便远远望见了那座著名的“金塔”，它掩映在绿树和别墅群中，十分抢眼，塔顶上书“中国华西”几个红色大字，塔尖上是一个金黄色的葫芦，据说共用了3.5公斤黄金镀成。塔的西侧是龙凤广场，通向广场的两条长廊入口处分别建成了“龙”和“凤”的模样。广场上停满了旅游客车，甚是壮观。
　　在华西村采访，记者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华西村民创造中国乡村奇迹的秘诀是什么？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给出了答案：坚持实事求是。吴仁宝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很朴素：“吃透两头”、“两头一致”。所谓“吃透两头”，指的是吃透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吃透本地工作实际；“两头一致”，则是一头与中央保持一致，一头与老百姓保持一致。从华西村诞生和吴仁宝当家之后，它在每个历史阶段，几乎都是中国农村的先进典型，从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到科学种田典型，到乡镇企业典型，再到精神文明建设典型。每一次风向的转变都能被华西村和吴仁宝敏锐地捕捉到。
　　在外界看来，华西村有些做法似乎“不合常规”，在经济学词典上根本找不到。但吴仁宝认为只要符合华西实际、有利发展就可以试行。在村民分配、村民管理、用人标准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堪称“华西特色”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成功地破解了一系列农村发展遇到的新问题。
　　华西村一直坚持走的就是“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过，吴仁宝没有把集体经济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总是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从华西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子。
　　回头来看，无论是他坚持“集体承包”还是“抓大扶小”，都不是照抄照搬，而是实事求是地将理论与实践、大政方针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衍生出创新之举。集团总公司与各下属公司、企业实行承包经营，经济效益超额部分，实行“二八开、一三三三”制办法兑现，即企业的超额利润，20%上缴集团公司，80%留给企业；留给企业的部分，其中10%奖给承包者，30%奖给其他管理技术人员，30%奖给职工，还有30%留给本企业作为公共积累。华西村还规定，“少分配、多积累、少分现金、多记账入股”，奖励承包者的奖金，只兑现20%现金，80%长期记账入股享受分红。这种“创新”既充分调动了个人积极性，也保证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华西村，人们几乎没有假期，周六、周日都要上班，只有春节可以休息两天，村民平时外出都要向工厂请假。村里统一分配别墅、每户配备轿车，钱直接从股金账户中扣除，如离开华西村，别墅、轿车、股金都要被没收。村民如果使用自己股金账户上的钱，须向村里提出申请，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支取。
　　华西人用“共同致富”的事实向世人展示了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画面。吴仁宝曾经表示，“华西模式”要完全复制不现实。因为华西经过几十年发展，最宝贵的是艰苦奋斗、与时俱进的华西精神，这也是华西村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巨大财富。

　　乌沙村：“麻雀变凤凰”的传奇

　　一片工厂，一个村庄，另一片工厂，加另一个村庄，众多工厂与村庄连接，这是乌沙村留给记者的深刻印象。
　　“时间在这里化腐朽为神奇”，一位村民对记者说，“改革开放以前，这里以农业经济为主，人少地多，生产力落后。村民常年劳作，忙着种水稻、莞草和甘蔗，几乎没有农闲的时间，日子却未见富庶。1982年，村、组两级集体纯收入不到40万元。”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位于东莞市长安镇中部的乌沙村，毗邻深圳，面积10平方公里，下辖蔡屋、陈屋、李屋、江贝四个居民小组，本地人口3800多人，外来员工8万多，其实同沿海其他村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然而，自1983年引进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后，这个原以农业经济为主、生产力落后的村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乌沙人民抓住机遇，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这里的民营经济基本上是建立在外资企业之上的延伸物，不是外资企业产品的分拆，就是某一道工序的外包，由外资带动发展而成的企业做终端品牌的很少。”一位民营企业老板如是说。目前乌沙村已引进中国香港和台湾、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的企业273家，国内民营企业110家，总投资额超过30亿元人民币，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电子、五金、模具、制衣、皮革等产业。
　　在人们的印象中，东莞是当下最具争议的一个城市。20世纪末，它在最短的时间内，以火箭般的速度，进入了历史上最富有的时期。特别是最近几年，东莞GDP飞速发展，几近“富可敌省”。“我们似乎在欣赏一部波澜壮阔的大片，这部戏人物众多、剧情跌宕、气势恢弘，展现了改革开放这一时代大主题，一个城市30年艰难探索坚定前行的历史脚步，一个‘麻雀变凤凰’的东方传奇，让人思绪万千。”中国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在谈到东莞以及由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和朱子峡合著的《东方光芒》时不无感慨地说。“麻雀变凤凰”的传奇，同样在东莞乌沙村实现了新的“蜕变”。乌沙村经过“麻雀变凤凰”的“蜕变”后，已经不是传统的“生产大队”，而是社区，是处于城市化过渡期的新社区。
　　“在集体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社区党委、居委会通过大力解决居民就业、扶持民营企业、发展股份制等形式，不断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长安镇乌沙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主任陈建平这样介绍说。
　　当然，乌沙村是由一个完全的农业城发展起来的，城市化其实不是很成熟，同时，物质上的富有终难掩盖其人文发展的缓慢以及社会管理的滞后。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调研组于今年年初在此地调研时所言：“越富有，反差越强烈，人文素质积累的速度远远无法匹敌财富积累的速度。这显然不能简单归咎于人们对乌沙的偏见。”
　　当然，务实的乌沙人也未迷失。他们自上而下，开始了经济社会的双转型。然而，这并不比当年的共同脱贫来得容易。毫无疑问，转型必然发生。但转型的主体是谁？转型的动力何在？未来在哪里？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一个村庄，这里可能提供经验，也可能提供教训。

　　三元里：“城中村”改造进行时

　　田野里鹅黄嫩绿、蝶舞蜂喧，一派艳阳天景色，村旁公路上，汽车、兽力车、肩挑手提的行人，络绎不绝，熙熙攘攘……近日，记者来到三元里村走访时，发现40多年前的景象，已经找不到了，随着广州城市化的日益扩大，村里早已没有了以耕作、养殖为职业的“农民”……
　　三元古庙前那一方涟漪潋滟的平塘，也已经被一条漂亮的马路取代了，古庙山门如今就挨在马路的边上。至于三元里村民，现在多已成了工厂职工、酒店职员或来往于生意场上的个体户、小商贩，其中不乏已腰缠万贯的富裕之户。不过，到这里寻访旧事古迹，只要是遇着了原三元里的村民，他们都会给予热情的指点和帮助，碰到年长者，眉宇和神态之间，还会多少让你感觉到他们脸上的骄傲神色和身上仍保留的铮铮铁骨。这也许是最后的“古貌古心”了，数代之后，当这种“古貌古心”湮没于都市钢筋水泥的“森林”之后，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丝一点的痕迹了。
　　三元里村的变迁，让记者真正看到了“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区别。现在的三元里村是城内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城中村”现象又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个棘手的城市问题。特别是“城中村”的地区规划、建设和社会管理等问题长期处于混乱和低水平状态，不仅房屋布局杂乱无章、环境卫生较差、生活和基础设施配套严重不足，而且违法用地和违章建筑屡禁不止，出现了大量的“接吻楼”、“握手楼”和“贴面楼”。“由于出租房屋获得收入较为便捷，村民亦呈现出‘寄生型’的精神形态，甚至出现‘二世租’现象。有人形容它是定时炸弹，也有人认为它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最后的港湾和堡垒。‘城中村’便因此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绕不开的‘结’。”曾在这里做过两年村官的小魏介绍说。
　　据当地负责人介绍，三元里村已是白云区“城中村”改造工作的试点之一。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划是：三元里大街要拓宽为步行街，两侧要开辟集观光、休闲、购物、旅游为一体的景观纪念路，并兴建新的村民公寓取代“握手楼”，三元古庙要扩建成三元里抗英博物馆并开辟绿化广场……也许今后，我们只有在三元里抗英纪念馆里才能找寻三元里村当年的痕迹了。
　　另据记者了解，广州市对三元里村等“城中村”改造的模式是坚持“两项原则”和实行“四项转制”。“两项原则”，即“市政府不直接投资”和“不进行商业性房地产开发”，这无疑是明智的，因为目前政府无力投资，而房地产商觊觎的又是利润，易忽视低收入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并且难以驾驭“城中村”改造的巨大社会成本及交易成本。“四项转制”，即城市建成区内的“城中村”，农民转为居民，村委会转为居委会，原农民使用并所有的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村民宅基地房屋权属转为城镇房地产权属；原村委会管理的集体经济转为集体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共同持股的股份公司；将原农村管理纳入城市一体化管理，并逐步把市政、环卫、供电、供气及治安等纳入城市管理范畴。
　　“‘城中村’的改造是一个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的转型过程，是一场深刻的由量变发展到质变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会遭遇到阻力和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智勇如是说。确实，改造“城中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顺应工业化、城市化规律，稳步推进“农业向工业转、农民向市民转、村庄向社区转”。正如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陈柳钦所指出的，破解“城中村”难题，首先要把“城中村”纳入城市规划。为杜绝“城中村”的再度形成，规划应充分考虑城市用地功能、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及城市容量的适度控制标准，确定城市基础设施布局和建设开发时序，在宏观层次上发挥对城市未来整体地价的引领作用。

编辑短评

中国乡村发展路在何方

　　1935年，风华正茂的费孝通来到太湖东岸一个小村庄，写下了著名的《江村经济》，这本书很快被认为是打开中国农村社会的一把钥匙：“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200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重新回到那些明星村庄，重新回到历史现场，去感受那曾经的风云变幻、沧海桑田。同样，我们试图从这些小小的“标本”里面，发现中国乡村发展的“密码”。
　　74年前，费孝通指出中国在庞大人口压力下，只能发展乡村工业，在乡村工业发展后要发展小城镇，各地的情况不同，可以闯出不同的城乡发展模式。今天，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农村地区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已经闯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
　　这条道路首先是渐进的，根据不同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要求，循序渐进地推进农村改革和建设事业。从农村改革突破，到建立市场经济，再到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国农村改革在各个阶段上虽然重点不同，但都依次递进、一脉相承。在新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下，农业和农村发展将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趋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需要从全局的高度，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解决新的发展阶段下的“三农”问题。
　　这条道路还是多元的，根据中国东中西的不同国情，不同发展阶段，其乡村发展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方式等发生巨大变化，乡村发展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中西部地区则有很多农民工到经济发达地区工作，为家乡带来大量财富，促进了家乡的经济发展。同时，随着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农民工返乡创业，一种新型的在乡村成长的工业应运而生，有力地促进中西部农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这条道路更拒绝西方发达国家的的大农场模式，这种模式在与中国有相近国情的巴西、印度有足够多的实践，已经证明不是发展中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好办法。显然，我们现在关于“三农”的探讨有大量的伪问题，有大量的一厢情愿。有学者主张“土地私有”以后就万事大吉，有学者认为“土地集中经营”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但这些论点明显没有照顾到中国的现实。
　　作为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农村问题急迫而重要。事实证明，人多地少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不能克隆其他国家的农村发展模式，只能走自己的路。中国的做法没有先验之谈，也没有一定之规，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在发展中总结。现在，“三农”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战略问题，关乎中华民族能不能稳定地可持续地走下去。我们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地相信那些“万金油”或者“灵丹妙药”，中国的农村发展之路，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重视地方实践，因地制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