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智库眼中的中国热门话题
刘娟凤、乐艳娜在《环球》2009年13期上撰文指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社会各方面问题都成为了海外智库研究的对象。其中,中国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中国模式”成为国际顶级智库中国研究的重中之重;而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参与“金砖四国”峰会、人民币地位问题等则被全球顶级智库视为中国重新认识自己在国际事务中角色和地位的参照物;中国的医疗健康、医疗保险问题更是全球智库的关注重点。
君子如何摆脱儒家困境
彭国翔在《读书》2009年6期撰文指出:道德主体、政治和社会主体、智识主体以及贯穿其中的批判精神这四重意义,使得儒家君子必然背负着“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责任意识,这似乎是其“不可解”的“天刑”。对于儒家君子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的困境,只有在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中,儒家君子才能够避免不是“烈士”就是“政治空想家”的命运,彻底摆脱“困境”,从而真正实现其“君子”的完整意义。
高考加分乱象须“分权而治”
晏扬在《广州日报》2009年7月7日撰文指出:如高考加分暂不能取消,应对加分权力实行“分权”。高考加分原则由教育部统一规定,其细则由省级招生部门规定,而高校只能被动接受已经安排好的高考加分,这种现状显然不合理。笔者建议,高考加分问题不妨赋予高校一定的“加分认可权”,即教育部规定的加分项目,有的是所有高校必须加分的硬规定;有的是由高校自主决定的软规定;而地方招生部门规定的项目,则对全国性高校和外地高校没有强制力。
官场小说:不可有官场而无小说
目前,“官场小说”在读书市场上风起云涌,汪涌豪在2009年7月3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就该类小说部分作品的艺术水准提出尖锐的批评:它们或许是在写官场,但应该非关小说;它们可以勉强地将自己的作品归为虚构类的报告,但绝够不上称文学。这样的写作不仅非关小说,有时也无益于反腐。虽然它在客观上多少揭开了官场的黑慕,有利于弘扬社会的正气,但主观上缺乏认识的高度和道义的担当,特别是缺乏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同情与悲悯,导致其对官场黑幕的揭露无关激浊扬清,且因一味的展览罪恶而流于欲讽反劝的窘境。
亲子诉讼中的DNA证据规则
陈学权在《社会科学》2009年4期撰文指出:我国亲子诉讼中DNA证据规则的缺失,一方面引发了一系列人权和伦理问题,另一方面使得法院在DNA亲子鉴定的问题上做法不一。为此,有必要在平衡真实血缘关系的发现、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和DNA取样程序的正当性三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非法DNA亲子鉴定之排除规则、检查协助义务之限制规则以及拒绝协助之制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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