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洁非兄一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共事多年，知道他是一个严正、律己之人，也是一个清平、狷介的学者。他的这部《典型文坛》再一次证明了我的这个判断。不错！这是一部深厚、雄辩的史论著作，也是一部现代版《史记·文人列传》。难得他这样一个清高之人，也能够降低身姿，以一个散文家和小说家的低调“叙事”，用“还原历史现场”的讲述方法，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再现了文学史上某些生动的瞬间和节点，所论丰富，所述有趣，知人论世，从容道来。然字里行间，却是忧不尽、道不完的历史悲怆和荒凉。
　　其实在成书之前，他所写的某些篇章，如论丁玲、论周扬、论赵树理等等长文，曾在其他报刊上发表。笔者在零散地见时，还只觉得读来有趣，被他对历史的重新发现和对某些细节的精心钩沉所吸引，觉得这是比小说更精彩的人物传记或“别传”，补充了现今流行的某些大而无当文学史之不足。待到这许多篇什合成一本之后，沉甸甸的巨著在手，捧读时，那感觉却变了，满篇都是历史的沉重与沉痛，与先前阅读时的愉悦判若两样，只剩几丝哀叹、几分惶然萦绕胸中。
　　只要看看他对评述对象的“选择，然后观察”（《典型文坛·自序》），似已无须评断，结论不言自明：丁玲、周扬、赵树理、张光年、胡风、老舍、夏衍、郭小川、浩然……所选之人，都是风云际会中的文坛著名人物，从文艺管理者到创作者，命运跌宕起伏，平生遭际一波三折。正是他们的命运，决定了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基本走向。本书以人物命运为线索，融会贯通，打通文学史的“现代”与“当代”分界，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空间、更加寥廓的背景里，从“道统仕统”的文化传承中，探讨代际转换之时的士人心态。其研究的时间跨度、研究的对象、探讨的问题，远不止于当代文学史的六十年，而是一百年或者更远，将镜头和目光推及近代、现代，推及现代性之于中国社会之影响，推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生产，包括它的运行规律，其产品的加工、生产、制造，它的运输、包装和营销，它的一整套工艺流程，它的管理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角色互动关系，等等。这是一部背对历史、朝向未来的著作。观察者的目光开阔、坚定，远远超越了当下，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无比的穿透力。
　　另外，本书还是一部中国文人的命运交响曲，是英雄交响曲也是悲怆交响曲。它是中国文人的百年孤独，荒诞与喧嚣交织，乖张与疯狂并行。它通篇探讨的就是命运，历史长河之中一个个典型或“非典型”文人士大夫的运命和转运。《长歌沧桑——周扬论》、《凋碧树——逝世二十周年说丁玲》比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如何？《误读与被误读——透视胡风事件》比之《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或者《廉颇蔺相如列传》怎样？古时候文人士大夫的那些渴望垂怜啊、怀才不遇啊、受宠幸啊、遭贬谪啊……他们的命运总是循环往复似曾相识一遍遍上演。这些研究对象当中，无论是由职业官员而成诗人作家，或由作家文人而升职业官僚，无论小文痞而成大打手，还是老农民跃升新榜样，无不充满人间喜剧味道。有人说李洁非的这部书有点像李辉、陈徒手、刘锡诚的散文笔法，又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史论构架。我个人意见更倾向于同意后者。“世间已无张居正”，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世间从此亦无海瑞、戚继光与李贽。但问《典型文坛》撰述者：世间可再会有丁玲、周扬、浩然、赵树理、老舍？从根本上讲，当一个制度确立以后，如果连万历皇帝老儿都无可奈何，那么，一代又一代文人，又能指望他们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呢？
　　这是一部信史，是在掌握庞大坚实史料基础上的“选择，然后观察”的结果。作者在当代文坛从业既久，饱受浸淫，难免处处与文坛人与事都有勾连。难得的是他依然能够保持疏离，以“槛外人”的警觉也是高洁姿态，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保持学者的客观中正之心，不为各流派或利益集团所掣肘，大胆推论，小心求证，看似含而不露，实则处处藏有机锋。读罢这部厚重的《典型文坛》，不由掩卷长叹！是为书中人物命运，也是叹作者：八十年代那个才华横溢、潇洒峻急的青年批评家，已然是知天命般地冲淡通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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