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探索与创建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围绕计划与市场这个基本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从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再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呈现出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朝着既定的目标，探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模式和体制的过程，这种探索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是客观条件、客观要求和主观认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十七大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歪曲的那样，“要回到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现在的国家计划不是既管宏观又管微观、无所不包的计划，而是只管宏观，微观的事情主要由市场去管；第二，现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是市场，计划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必要手段；第三，现在的计划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导性的、战略性的、预测性的计划，同时必须有导向作用和必要的约束、问责功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再到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这合乎辩证法的正—反—合规律。这不是回到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旧模式，而是计划与市场关系在改革新阶段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实现市场和计划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就是在二者之间建立和谐关系。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有的内容。

　　回顾新中国60年的历程，我深切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符合历史发展基本趋势的，又是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新中国60年的经济建设进程，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是“正”，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期就是“反”，这是一个否定。60年来，一“正”一“反”才形成现在的局面，也积累了不少新矛盾。现在也到了否定之否定的“合”的阶段，要对一些新矛盾进行一些新的“反”与“正”，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转向新的综合。这样的综合，绝不是倒退，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由此推动事物向更高阶段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把这个更高层次的综合做好，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全面保持和凸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和特征，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综合得好，社会主义能够坚持，我国经济能够继续发展，改革开放的道路光明灿烂，中国的未来将更加辉煌。

　　丁明：从“一边倒”到“全方位”的外交战略演变

　　新中国外交走过了60年辉煌的道路。当我们回顾这个波澜壮阔的历程时，可以看到，外交战略的演变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到20世纪60年代的“两面出击”，再到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直至80年代的“全方位”，中国的外交战略大体上十年一变，经历了四个阶段。通过对这四个阶段的演变进行回顾，可以从一个侧面对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经验进行总结。

　　（一）“一边倒”（20世纪50年代） “一边倒”战略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外交战略。它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当时纷繁复杂、激烈对抗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制定并实施的，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从总的方面看，它的制定和实施符合当时的国际背景，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和目标，是一个成功的战略。

　　（二）“两面出击”（20世纪60年代）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国际形势日益严峻。中国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反对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变“一边倒”为“两面出击”。这一战略虽然使中国陷入与苏、美同时抗衡的不利局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加快了中国自力更生进行建设的步伐。

　　（三）“一条线，一大片”（20世纪70年代）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摆脱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集中力量应对苏联的威胁，毛泽东提出“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它的实施大大缓解了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与压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四）“全方位”（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对战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的战略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遇到了障碍，中苏关系开始松动。在这些深刻的变化下，中国改变了“一条线”战略，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国家结盟，开展全方位外交。

　　通过对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回顾，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新中国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在制定和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过程中，牢牢把握大局，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使中国外交取得了新的成就。进入21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冷静分析国内外形势，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使中国的对外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杨凤城：文化观演变见证中国发展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影响和制约其对文化与文化建设问题的认识、方针和政策的主要理论观点有：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是一定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与经济；在阶级社会，文化是有阶级性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本质与功能的认定、关于文化建设的核心与深层理念均建基其上。在此基础上，我国的文化观经历了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为社会主义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演进。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念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得到明确表达，毛泽东、瞿秋白和中共有关根据地文化教育的文件中均明确，文化教育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核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灌输。

　　抗日战争时期，这种文化观得到系统阐述，代表作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具有长期影响的观点是，“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种文化观基本上延续下来。并未有新的认识上的突破。固然，过于凸显和胶着于政治正确、“政治挂帅”，易导致整个文化事业的日趋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但是，客观地说，新中国头30年的文化建设有需要肯定的地方。这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牢固确立；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工农大众的文化和受教育权利得到高度重视；反映革命历程和工农兵生活的文艺作品迅猛发展；一些特定的学术领域得到拓展和深化；一大批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得到培养和锻炼；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定了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二为”方向。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重要调整和转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文化是有阶级性的观点并未放弃，但它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经常提起、突出强调，而是放在其应有的深层理论支撑的地位上。另一方面，党对于文化在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理性更科学的认识，审视文化和文化建设的视野更宏阔、更富时代感，其标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的提出。

　　从十五大到十七大，每次党代会报告均设专节阐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并且对精神文明或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不断有与时俱进的新认识，其突出特点是放到经济全球化、科技迅猛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背景下，放到世界各民族交往日趋频繁、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中来看待。

　　毫无疑问，今天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关系国家战略的大事，它所走过的历程正是新中国解放思想的发展历程。

　　武力：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三大重要因素

　　从世界近代以来的发展历史来看，所谓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走过的不同道路。例如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普鲁士模式，后来的美国自由主义模式、日本军国主义模式、战前的苏联模式、战后的新加坡模式，实际上都是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因应不同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发展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这样的大国，具有与众不同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自然要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

　　新中国60年是不断探索中国国情和寻找快速发展模式的60年。其中，政府的作用、工业化道路以及国际环境是构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最重要因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处于高度主导的地位。6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优势来自于政府的主导，一些重大失误也与政府有关，怎样看待这种政府主导，实际上不仅关系到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评价，也关系到改革开放目标的确定，关系到我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

　　1949年以来的中国工业化，不仅是在100多年来中国因落后而备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的惨痛教训中起步的，是在世界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激烈竞争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大量农业人口需要转移的条件下起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将高速发展作为经济制度和政策选择的第一前提，是不足为奇的。近60年来中国对工业化道路的三次选择，以历史的眼光看，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是一种因果关系，是事物在新条件、新形势下向更高层次的演进，而不存在后者对前者的否定。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种工业化道路向另一种道路的转换和演进，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努力，需要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外部环境。

　　中国从1840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列强正面接触到今天的169年里，其经历也是痛苦而曲折的。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在后帝国主义的第三阶段，则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由对抗转变为合作，找到了一条可以与资本主义世界并行发展、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道路。

　　以上三个方面是探索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和演变的历史环境和内在逻辑的重要因素。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李晓峰、袁华杰、郑巧、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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