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经过60年的探索和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筑牢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虽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还是文化领域，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

　　60年前，中国为什么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认为，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

　　首先，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演变看。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只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获得民族独立和民主进步。在中国，哪一种政治势力能够领导人民赢得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会取得引导中国走何种道路的主导权。

　　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可能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未能成功。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以及民国初年由同盟会改组的中国国民党，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但是也被袁世凯窃夺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中国前进方向有清楚的阐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种种事实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主导力量。

　　其次，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包含大同思想。大同理想，不仅是儒家的追求，也是老百姓的追求，它较易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思想是一个典型。三民主义中，被孙中山最看重的是民生主义。所谓“Socialism”（民生主义）这个英文词，常被译成社会主义。1912年，孙中山曾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为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不是没有资本家的社会，而是不要大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

　　再次，从近代国际环境和民族危机的影响看。1929—1933年，由美国引起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深陷经济、政治、信仰灾难的恐慌之中，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在危机中日益受到质疑。与此同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辉煌成绩，社会主义的影响力迅速彰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苏联社会主义表达了好感，他们把苏联的成功归因于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及马克思主义，知识界在对未来中国发展道路进行思索时，不少人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热切追求，社会主义思想由此达到高潮。

　　最后，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看。知识界、工业界人士以及民主党派纷纷明确表态，支持中共的政治、经济主张。

　　这四点，充分说明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历史也已经证明，这一选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董志凯：中国工业化60年的道路与建树

　　从1949年到2009年，中国人民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奋斗了60年，将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初步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政治经济社会经历了诸多变迁与曲折，但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始终不渝；各级规划、计划存在着分歧，但是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方向是一致的。60年来，中国从本国国情出发，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以农业为基础，优先发展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重视基础设施建设（1949—1978）。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所制定的《共同纲领》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这一选择首先来自100年来中国追求近代化、现代化的足迹。我国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是由于这一方针基本适应了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由于兴建这些基础工业投资多、周期长、资金回流慢，建设起来困难重重；外国资本不肯建，中国私人资本建不起，国际环境又相当恶劣。20世纪50—80年代的工业化建设有以下特点：第一，通过社会主义制度集中财力、物力、人力，优先发展重工业。第二，以政治激励为主，建设规模和速度与国力平衡困难，变动曲折、波动大。第三，企业生机与活力不足的问题愈益凸现。

　　从三个层面改革与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实现开放型经济的战略转变（1978—2009）。进入工业化中级阶段，我国依靠改革开放，撬动了工业化的全面高速发展。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拉开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序幕。从此开始了近30年改革开放中的工业化。工业领域的改革主要在企业、政府、行业三个层面上进行。同时实现了开放型经济的战略转变。

　　60年工业化、现代化建树：其一，建立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填补了传统工业部门的空白，新兴工业部门迅速建立发展。至20世纪末，联合国制定的《全部经济活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所列的所有工矿业门类，中国已全部拥有。其二，工业生产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1953—1985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2007年的工业总产值为1978年的2401.7%。其三，工业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依靠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已成为人们共同的关注。通过技术引进与技术改造、消化、吸收相结合，明显提高了重点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其四，推动了城市化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城市人口由1949年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6％上升到2007年的44.9%。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其五，国际地位上升。工业化使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缩小了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制造业大国地位初步确立。

　　我国工业化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解决，经济粗放型增长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工业技术来源过多依赖国外、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薄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比重偏低；高层次创新人才严重短缺，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21世纪初，正值工业化处于中期阶段向后期阶段过渡时期，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

　　李捷：中国道路的伟大探索从毛泽东发端起步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

　　60年，在中国的传统理念里，正好是天干地支一个“甲子”的轮回。6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刚刚脱离了帝国主义侵略欺凌和封建专制统治的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60年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盛、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社会主义强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今天，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认同。

　　要走自己的道路，由此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毛泽东在现代化建设上留给我们最大的思想遗产。可以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就是从这里发端起步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及时对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进行重大调整，果断放弃了原先的“一举过渡”和实行国有化的构想，形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性地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的科学论断；创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范例，促进“一五”计划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提前完成；在我国当时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变个体所有制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这些创造，证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成功道路。

　　而新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则是在既无经验又缺乏人才的基础上开始的。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以后，新中国从1953年起开始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揭开了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帷幕。从“一五”时期开始到1976年的20多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

　　首先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随后又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作出估计：“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其次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以后，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使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工业化建设时期。并且经过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中国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探索，集中到一点，就是提出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并对我们要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提出了初步的总体构想。

　　宫力：改革开放与对外关系的良性互动

　　1978年，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注重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由此形成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路，并在中国南方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打开对外开放的突破口。这些深刻变化，为中国对外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此后中国决策层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战略思考，既有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一面，更有借助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中国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看，改革开放对中国对外关系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深入进行加快了中国同世界潮流融合的速度，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共同利益基础越来越坚实。21世纪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向何处去？引发了种种的议论。有人说中国崛起是威胁，也有人说中国崛起后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在人类历史上，后起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严重失衡，甚至引发世界大战。德国和日本就是例证。苏联在这方面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在如此的背景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公开、坦诚地向国际社会阐明自己的战略取向。为此，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深思熟虑，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郑重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

　　近年来，中国在继续奉行开放战略之时，特别强调“互利共赢”四个字。这是因为，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对外开放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开始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对中国高速发展会不会损害别人的利益，妨碍别人的发展也深表关切。

　　在“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引领下，一个更加开放和高速发展的中国会使世界局势更加稳定，使世界和平更有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发展将继续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的机遇，更大的合作空间，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繁荣，有利于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将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这对国际社会将具有巨大的启迪意义。

　　毛里和子：30年的经济奇迹绝不是一件寻常事

　　200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10月，又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重大日子。60年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是“重头戏”。

　　把1978年与2007年的经济数据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已经从1.8%上升至6.0%，GDP总额在世界的排名已跃居第4位（2008年又上升到第3位）。人均GDP已经从300美元增长至2459美元，突破了所谓“2000美元大关”。

　　同时，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私营企业家、城市中间阶层以及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农民工等新阶层。中国共产党也从过去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转变为拥有众多高学历者在内的政治组织，成为拥有权力、财力与知识的执政党。

　　另一方面，随着空前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变化，中国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地区差异不断扩大；不同阶层间的贫富差距加大，不平等状况日趋严重；受到了由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利益的多元化与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胜者”与“败者”、掌权者与“弱势群体”间的紧张与对立等等。

　　30年间经济保持GDP年均增长率9.8%的高速增长，这绝不是一件寻常事。毫不夸张地说，这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的新奇迹。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中国为何能够做到这一点。

　　神户大学的加藤弘之认为，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和投资依存型经济；二是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与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地区差距扩大但社会却允许这种状况存在等。

　　加藤弘之的主张只是代表性观点之一。这些观点各有各的说服力。但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贡献者是在这30年间的“开放政策”，这一点无疑是成立的。

　　很多专家认为30年并不是一个完全具有连续性的过程，其间出现过明显的分期。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是，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否会迫使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新阶段？是否会出现发展战略的范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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