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这间小小的房间里，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床，一张写字桌和一个简易的书架，就成了我和母亲的新家。

　　这间屋在一排平房的中间，平房外是一面山坡，从窗子望出去是青郁的树林，望不到山顶，而窗前最近的斜坡上，爬满了蔷薇花，让人忘记了这是远离省城的大凉山。

　　那时我十岁，随“下放锻炼”的母亲从省城坐了三天的长途汽车，来到了这山区的师范学校。母亲曾参加过“一二·九”革命运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一直走背运，先从部长变成处长，又从处长被下放到这偏僻的大凉山。虽说是下放干部的“带队”，但母亲笑着对当地官员说，下放干部各有各的去处，我带什么队，让我当老师吧。就这样，这个十平方米的小屋成了我的新家。师范学校建在离县城十多里的山里，省城熟悉的生活一下子像雾一样散去，没有公园没有商店没有电影院，进县城连公共汽车都没有，那些年刚好是“三年自然灾害”，寂寞荒凉的环境再加上初次体会吃不饱，日子一下子变得格外沉重。

　　……查看更多内容请订阅《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