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关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和机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曾经讨论过一个新的制度是如何沿着“自下而上”的路径、通过“变通”的机制被创造出来的，但是对于一个新的制度是如何沿着“自上而下”的路径被逐步落实的，却没有过多的关注。

　　在过去的30多年中，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是，一项“自下而上”经过“变通”机制被创造出来的新的制度，甚至直接由中央或者某级地方政府进行的制度创新，往往要经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改革”或“改制”运动“自上而下”地推广下去。

　　由于中国行政体制独特的运作特征，当一项新的制度安排被“自上而下”强制实施时，作为下级的地方政府，形式上是不能拒绝的。并且由于我们大部分的改革都是以运动的形式来实施的，因此作为下级的地方政府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把制度落实好。当然，由于各个地区差异很大，一项制度的落实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并且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对制度本身作出修正。所以，在运动中的这种“落实”往往是形式的，仅仅实现了“形式绩效”。但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一旦付诸实施，往往是不可能回头的。因此，虽然这种落实一开始仅仅是“形式”上的，然而除了其中的一部分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掉或忽视掉之外，大部分制度变迁最终还是要实现“实质绩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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