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所称的中国古代法律文献整理研究，自可对接于我国传统律学，其源远流长，根植深厚。晚近以来，随着重要性的日益彰显、学术力量的逐渐凝聚与投入，古代法律文献整理研究出现了难得的繁荣景象。无论是大型点校丛书的迭出，还是单行研究著述的问世，都为明证。

　　近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古代法律文献整理研究”学术座谈会上，分治各个历史时段的与会专家分别提交了相关古代法律文献整理研究的学术论文，足以窥见近期学界研究之新动向。

　　一、先秦、秦汉新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自2001年公布张家山汉简以来，史学界与法学界有关《二年律令》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宏富。闫晓君先生以《张家山汉简囚律考论》为题，综合学界现有成果，提出了他对囚律篇目的认定，并分“系讯”、“鞫狱”、“断狱”三目分述其考证心得；日本埼玉大学籾山明教授《秦汉时代的官吏如何认知律令》以各地出土的法律文献为基础，梳理出秦汉时代地方官吏认知律令的三种途径。此外，自2008年12月1日《光明日报》刊登李学勤先生《初识清华简》一文以来，学者研究《保训》的热情高涨。李均明先生《清华藏战国简略说》介绍了“清华简”的鉴定、整理等过程，并举例说明“清华简”所传达出来的战国时期与“中道”有关的法制思想。目下，除了清华大学藏有战国竹简之外，北京大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皆有所藏，尤其是岳麓书院所藏秦律令简被学者寄予极大的期待，有关秦律令研究的新热潮或许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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