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刚刚落下帷幕。11月16-17日，第二届全球华语论坛在广州暨南大学成功举办。12月12-14日，全球孔子学院院长大会和“世界汉语教育史大会”即将召开。

　　近年来，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日益增强，全球形成了一股汉语学习潮。2004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挂牌成立，中国政府开始积极主动地推动中国语言和文化在世界广泛传播。目前，全球已开办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学堂，全世界汉语学习的总人数已达4000万。

　　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语言在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理解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各国频繁交流，语言及其承载的文化也在不断地交流、碰撞和融合。目前，海外“汉语热”正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对消除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文化误读、促进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这股热潮亦促进了海内外学者关于中国语言学、中华文化、世界汉学、跨文化交际、对外传播学、对外汉语教学等研究的深化。在这个冬季，有关汉语和汉学的国际研讨会纷纷召开，成果丰硕，便是“汉语热”促进学术研究繁荣的佐证。

　　汉语国际传播的历史和现状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说，早在先秦时代，中原文化就开始向四方传播，在汉唐盛世达到顶峰，“汉字文化圈”逐渐形成。同时，至少在汉代，汉语就已经传播到中亚，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延伸到西亚和欧洲。在马可·波罗之后，关于中国状况及语言的报道，通过西方传教士源源不断地传到了西方。

　　美国的大学汉语教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94年美国大学理事会增加了SATII中文测试项目，美国高中生可以把中文测试成绩作为申请大学的一项考核内容。到2008年秋，全美分别约有1000所以中国台湾移民为主和700所以大陆移民为主的中文学校。至2009年5月，美国已经有53所孔子学院和4个孔子学堂。

　　据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处刘京玉介绍，汉语教学在法国也有悠久的历史。近几年，汉语在初等、中等教育阶段的发展尤为突出。2008年6月，中法两国教育部签署了“法国汉语国际班”项目行政协议，这项协议的签署是汉语教学在法国正规教育体制中的一次“革命”和“跨越”。

　　在中东地区，1997年，伊朗政府在国立沙希迪—比赫什体大学人文学院正式建立了该国高校唯一的中文系，填补了伊朗高校无汉语教学的空白。

　　在亚洲的蒙古、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等国，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以实用为目的。

　　对外汉语教学与海外华文教育的性质差异

　　在第二届全球华语论坛上，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各国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如今在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中，至少有70%是华人华侨子弟，非华人的学习动力并不强。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海外华人意识到，他们需要重塑或加强文化身份认同，而语言是传承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商务印书馆副总编周洪波说：“华人华侨学华语是一个寻根的过程。”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郭熙认为：“有一些海外华侨华人曾经以不说华语为荣，现在如果不说华语，甚至不会说华语，他们自己都会觉得不合适。这是很大的变化，也是汉语学习热兴起的直接原因之一。”

　　“这部分人要民族认同、要寻根，华语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厦门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李如龙也同样提到。

　　“厘清对外汉语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的区别，认清两者的性质差异非常重要。”郭熙认为，“其实语言至少有两种功能，一是作为交际工具，二是作为认同工具。对外汉语教学着眼于非华人的外国人，最重要的学习目的是掌握交际工具。而在海外华侨身上，华文教育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认同教育，二是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三是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学习教育。对非中国籍的华人来说，华文教育主要包括后两个方面，虽然他们生活在异国他乡，但也应认同民族文化根源。而非华人的外国人，在学习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过程中，当然也需要了解语言承载的文化，但这种文化了解是为了促进互相理解，避免人际交往中的误解和冲突，减少民族之间的文化误读。因此，对海外华人华侨进行的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和对非华人的外国人进行的对外汉语教育，两者性质不同，分别为家人型和朋友型。而对非中国籍的华人华文教育，则是亲戚型。”

　　“实际上，这三种类型决定了教材内容的差异，因为教学目标不一样。”郭熙进一步指出，“如果这一点不明确，我们容易犯两种错误：要么把对中国境外的华文教育全部当成对外汉语教育；要么把它全部当做需要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华文教育，由此可能犯‘文化侵略’的错误。如果能厘清海外华文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的对象和性质差异，西方社会存在的诸如‘文化侵略论’、‘中国威胁论’等观点也就能不攻自破。”

　　汉语国际传播的社会语言学视角

　　汉语在全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缺乏如此大规模传播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历史和经验，这引起了一系列新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只靠具体的教学技巧就能解决，须从语言传播的宏观战略层面考虑。

　　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说道：“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应在以往的语言内研究的基础上开出语言外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从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当下快速发展的汉语国际传播事业。”

　　在汉语国际传播的现实战略层面，张西平和郭熙都提到了“国家支持，民间运作”。张西平指出：“1946年美国通过了《富布赖特法案》，利用销售美国作战的剩余物质所得为学院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经费。1961年美国又通过了《互相教育与文化交流法案》和《富布赖特—海斯法案》。显然，这是国家的行为，但在具体的操作上，富布赖特采取了民间的基金会形式，这样它的运作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在行为的把握上更富有弹性。”

　　郭熙提出，需要充分发挥高校在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的交流和研究作用。他认为：“孔子学院在海外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推动了全球汉语学习的热潮，这非常重要。但是，让更多的人来中国学习汉语，而不是我们到外面去教汉语，才能培养出真正热爱并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人。这样，国内学生也能更容易亲身体验并了解多元文化，促进高校文化和思想的交融与发展。”因此，他建议国家加大奖学金力度，让高校用奖学金吸引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到中国学习。

　　在汉语国际传播的理念和理论层面，张西平提出：一方面，我们以和平崛起为基础，应从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考虑汉语国际传播，研究文化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对那种过度依靠行政手段的做法和政策进行反思，应真正从文化软实力的特点出发来规划语言的发展和传播；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大规模传播语言和文化的历史，我们需要关注和借鉴西方国家的语言传播经验，这是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必须要做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

　　然而，张西平指出：“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西方强势语言的传播历程与其殖民扩张历史紧密相连，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连在一起。因此，其技术层面的传播经验值得学习，但其文化立场值得我们反思。语言是平等的，如同文化和国家的平等一样，我们坚持平和、平等的语言传播观。如何根据本民族的历史和特点，在实践中总结中华民族和平、平等的语言传播经验，从而确定自己的语言传播政策，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重要使命。”

　　“而语言传播政策的形成，必须考虑到语言对个体、族群、民族、社会及国家的意义。因各国的文化和政治情况不同，与中国的国家关系不同，须针对各国制定不同的汉语政策。这首先需要我们对世界各国和地区做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与分析，展开国别汉语学习史研究。”

　　此外，张西平认为，海外汉学家是汉语在海外传播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只有对海外汉学的历史现状、汉学家的基本情况有了系统的研究，汉语国际传播才能寻到真正的合作者。

　　在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金砖四国”的兴起，人类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是必然趋势。“立足语言，侧重文化，通过语言传播文化”是中国软实力发展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要求。

　　“汉语热”堪称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文化之桥，已经并还将继续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