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稿费用途

　　□李贤哲 来源：《人民政协报》2009年11月12日

　　抗日战争期间，革命圣地延安的生活尽管十分艰苦，但文化人的精神劳动却受到非常尊重，稿件一经刊用即付稿费。当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和发表都有稿费，他们大都把这些“外快”用于赞助公益事业，或是个人应酬方面。仅以毛泽东1939年前后的捐助就足以证明这一点。1938年7月，民众剧团成立伊始，演出服装、道具等物资奇缺。毛泽东当即从自己《论持久战》稿费中拿出300元，给民众剧团购置设备。后来，民众剧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每个村寨，为民演出，成绩卓著。此外，毛泽东为支持创办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捐助100元；为陕北国民党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捐款1万元，赈济灾民……毛泽东的稿费收入，还用于资助亲朋好友。如1941年9月，他为军委机要处代处长黄有凤出资办婚礼，花了200多元。另外，稿费还用于为自己的孩子购书，以及以个人名义的宴请等等。

　　（韩慧英/摘）

　　明代中晚期的雅贿之风

　　□叶康宁 来源：《文史知识》2009年11期

　　明朝中后期，吏治日趋腐败。当时的官宦缙绅多有长物之好，“胜客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连文化水平不高的太监也附庸风雅，购买书画。但是明代官俸微薄，且经常被以折钞、折色俸等名目克扣，更多有长物之好的官吏只能用贪腐所得购买价值高昂的书画，或接受下级官吏的直接馈赠。书画价格的模糊性保证了收受的安全性，明代书画还可以充当俸银或礼金。书画因此成为人们结交上官的利器，雅贿蔚然成风。雅贿之风不仅增大了书画需求，而且进一步抬高了价格，成为明代中晚期书画交易繁荣的直接原因之一。

　　（舒建军 曹小文/摘）

　　清朝的御墨

　　□李晶晶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42期

　　清朝内务府御书处设有库掌、匠役，专攻制墨。“御墨”制造始于康熙，康熙初年任内廷供奉的刘源，颇有可能是御书处墨作的创办人。乾隆时期，“御墨”的数量大为增加，同时宫内设有“墨古室”以收藏古墨。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记：“供御之文房四事，别类称名，不可胜记……端凝殿为乾清宫东配殿，三楹，藏康熙、雍正、乾隆所用砚墨。墨为御书处所制，三朝各二千挺，其形式亦不一也。”吴振棫在书中所列墨品，与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历朝“御墨”完全相符，由此可见清宫“御墨”之一斑。

　　（宋晖/摘）

　　城市命名的古今思路

　　□韩茂莉 来源：《人民论坛》2009年20期

　　名字是城市的符号标志。一个城市名字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内涵，还在于多年来大家对名称的认同。历史上，城市取名遵循几种规则。一是依据地理方位，山之南水之北为阳，比如洛阳、淮阳；反之为阴，比如淮阴、江阴。二是依据环境地形特点，比如商丘，位于黄淮海平原地带较高的一个地方。此外，命名方式也可以依据当时活动在该地区人群的属性，比如秦岭的命名即因为当时居住该地的是秦人。还有一些依古代年号命名的地方，比如湖北建始县即源自汉成帝刘骜的年号。古地名往往保持稳定，新地名的命名原则与古人没有太大的差别。城市改名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临近的地区有同名，产生混淆；二是言不雅驯。比如北京东城区的礼士胡同，就是从“驴市胡同”雅化变通而来。

　　（黄维政/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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