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探寻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的未来道路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主任、研究员)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能源危机主要是发展危机的话,那么今天的气候变化问题则使人类生存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是人类共同的生存危机。
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导致了自然的失衡,而且失衡越来越严重,最主要的体现就是气候问题。西方200年的工业化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工业化进程是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成因。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为气候变化承担责任。《京都议定书》曾规定“发达国家承担强制性责任,发展中国家承担自主性责任”,将来的趋势将是两者的结合。中国对此也必须做好准备。此外,我们还应该关注“无责任的受害者”,比如一些岛国,它们在哥本哈根峰会上的反应最为强烈。
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并有能力承担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困难还是能力问题。发达国家理应承担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比如资金与技术的转让等。而目前的一些处理方式,比如发达国家购买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指标来抵消自己的责任,正如“富人可以买犯罪”一样,是不可持续的。
人类未来发展的思路就是“改变”:发达国家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就面临如何“改变”的问题,如何处理好“改变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大挑战。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首先,要改变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限度的,我们吸纳的都是低端的制造业,为世界制造廉价商品的同时,也伴随着高排放量,“为世界生产,但被世界责难”。因此,我们正在主动改变,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其次,从中国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目前还处于经济发展的扩张期,要改变还需时间。据估计,中国实现工业化还需要30年,但气候变化已经不允许中国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再延续30年。
这次峰会已经表明,虽然谈判非常艰苦,但世界下定了决心,国际合作将日益密切。因此,中国如何实现“责任自主”与“国际统筹”相结合,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总之,人类必须要找到一条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的道路。
哥本哈根会议是观测国际政治文化的窗口
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把全球各地各种力量的代表都发动起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国际舆论氛围。这次会议期间,全球54家媒体同时发表同一篇社论,这种跨国界的舆论统一是空前的,自然也给决策者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参加这次会议的联合国成员也是规模空前,其间政治分野也空前复杂,很多从前声音很小的岛国、穷国在会上发出了响亮的声音。
这次会议也是联合国自身变革,向“低政治”转身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京都到巴厘岛再到哥本哈根,我们看到的是联合国对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各类跨国公民社会组织的持续开放与合作。这个趋势既反映了国际社会内部民主化力量的上升,也表明了可能给各国之间的高效、协同合作带来的困难。尽管现在作出断言还为时过早,但必须承认,这些民主化力量对传统的国际关系主体将持续产生牵制和影响。
无论气候变化问题如何重要,其实质性解决不可能是技术的,而只能是政治的。什么是政治?说到底就是处理人类发展和安全之间矛盾关系的策略与艺术。这次会议之所以曲折反复,根源是国际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严重失衡。
一方面,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精神文明有了进步,产生了批判与纠正既往发展模式的理性思想和人文条件,提出了新的治理诉求,从而再次获得了国际道义的主导权。然而,这并没有必然带来其具体政策的正当性和公共性,相反还往往被用做限制甚至排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权利的话语利器。这次在哥本哈根,发达国家集团笼统地主张共同减排目标,试图抹杀贫富国家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区别,其核心目标就是逃避历史欠账和现实义务,将全球气候治理的负担平摊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头上,进而保持甚至拉大全球力量的不对称性,延续西方的相对优势。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第二、三产业布局失衡既是各国比较优势的现实反映,也是长期以来资本主义持续扩张的结果。广大发展中国家身处全球生产活动的下游,以资源和环境的巨大代价为上游的发达国家提供高碳商品,今后还可能被课以特别碳关税。显然,没有来自上游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帮助,这一被动的结构差异是难以改变的。因此,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竞争,其本质还是国家(以及国家集团)目标、资源、能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无论西方国家宣称的道德原则多么高尚,我们不能幼稚地指望它们轻易在政治上大发慈悲,在经济上让出既有的利益。
发展中国家要用自己的人权观来增加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合理的碳排放量涉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涉及改善民生与社会和谐的要义,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将气候变化问题与自身的人权主张联系起来,争取西方社会的理解和同情。发展中国家要搞工业化、城镇化,要改善人民生活,既不能再照搬西方的生活方式,也不能放弃应有的权益。我们要有效地利用西方的人权概念,批判和摒弃其虚伪的一面,将其改造成为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政治理念,为在明年的墨西哥会议和今后全球气候治理的议题上捍卫自身权益铸造正义的盾牌。
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气候变化问题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是重大的国际政治和安全问题。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塑造着21世纪的国际政治。谈气候变化必须谈政治、谈国际政治,否则就缺乏长远眼光和全局视野。
气候问题已经牢牢占据了当前国际政治的主要议题,决定着21世纪上半叶的国际政治。从认知角度来看,气候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气候问题也已成为多边外交与双边外交讨论的主要议题。
气候变化将让一些小岛国下沉,致使国家版图重新划分;气候变化将导致大量的气候难民,使国际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气候变化使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也为完善21世纪的国际治理模式提供了契机。
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20年了,可以说非常艰难。究其原因,首先,从环境角度看,气候变化的长期性与不确定性削弱了国际社会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其次,从经济的角度看,气候问题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外部性问题,怎么解决“搭便车”的问题,是各国合作时常有的担忧。最后,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由于气候问题具有很强的渗透性,每个国家在关注绝对收益的同时,也会关注相对收益,使合作的深度受到限制。
据此分析,突破谈判僵局的前景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国际气候学界能否在气候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减少不确定性。其次,世界各国的民众、非政府组织能否推动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采取行动。最后,未来是否产生极端的气候变化问题。
基于以下考虑,应把气候变化视为中国的安全问题。首先,海平面上升将导致中国领土面积减小,气候变化加剧了沙漠化,使得中国的领土质量下降。其次,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和粮食安全造成危害,将影响人民的健康与安全,可能导致国内的政局动荡和社会不稳定。再次,气候变化也使得我国的国防工业受到影响。最后,气候变化使中国面临日益增加的国内与国际压力,使中国政治的选择受限。
拉美国家在“哥本哈根峰会”上的三种态度
吴国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落下了帷幕。会议达成的没有约束力的协议多少令人失望。人们开始期待2010年的“墨西哥气候峰会”,自然也就关注拉美国家在“哥本哈根峰会”上的对策及其未来的态度。由于气候变化对拉美各国的影响不尽相同,因而其在峰会上的态度也各有特色。
以巴西为代表的积极务实派。其强调共同但有区别地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的同时,积极参与有关《哥本哈根协议》的谈判。在减排目标上,巴西提出到2020年减排36%—39%;在资金问题上,主张发达国家不应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其义务,应建立绿色基金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和技术。巴西既提出愿意为绿色基金提供部分资金,又表示在未来10年需要外部提供6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确保亚马孙地区的森林砍伐减少80%;在“透明度”问题上,巴西表示将主动、公开发布其减排报告;同时,反对在对外贸易中征收“碳关税”。
以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为代表的激进的制度派。其认为气候问题的实质是政治制度问题。只有结束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气候问题,因为是资本主义的百年发展造成了气候问题。玻利维亚总统提出,设立全球“气候正义”的审判法庭,对发达国家的历史“气候欠债”进行审判,要求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4000亿美元资金应对气候问题,其中至少将1500亿美元用于像玻利维亚这样的穷国。
以墨西哥为代表的协调促合作派。作为2010年气候峰会主办国的墨西哥积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协调,争取在明年峰会上达成有约束力的法律条约。墨西哥提出了分三步实现的减排目标,并建议设立绿色基金;认为援助资金的分配应与GDP总量、人口和碳排放量挂钩,重点资助气候变化上最为脆弱和经济最不发达国家;主张所有国家都应该团结一致应对气候变化,从现在起各自采取行动。
由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尽相同,各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有所差异,因此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务实应对仍将是它们未来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所持立场的基本态度。
巴西绿色经济的优势和2016年奥运会主办国地位以及执政党出于2010年总统大选的政治考量,将促使巴西政府在气候问题上采取更加灵活、务实和积极的态度,争取有更大的作为。作为下届峰会的主办国,墨西哥亦会通过主动、灵活的务实外交,力促各方达成“墨西哥条约”。玻利维亚总统已经宣布,要在2010年4月22日“地球之日”举办“全球社会主义运动气候问题大会”。因此,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在“墨西哥气候峰会”上难以形成统一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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