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社会学为了谁”与“社会学为了什么”这两个维度，美国社会学会前主席布洛维将社会学分为四种类型：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专业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面向学院内部的阅听人，政策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则针对非学术阅听人；专业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提供工具性知识，而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则旨在提供反思性知识。这一类型学较传统的宏观/微观、理论/经验等二分法要更加丰富和深刻。本文即按照这一分类，对2009年的中国社会学做一简要回顾。自然，囿于个人视野和兴趣，偏颇疏漏在所难免。

　　专业社会学

　　专业社会学是一切社会学的根本。2009年，专业社会学的发展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对中国经验的深入讨论

　　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7月份在西安召开的中国社会学年会即以“中国社会变迁：60年回顾与思考”为主题，显然，对中国经验的深入讨论成为2009年社会学的一个焦点。这大致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上即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讨论，这实际上又延续了从2008年开始的改革30年的讨论；在中观层面，主要是对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和制度及其变迁的研究，特别注重其与社会流动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微观层面则侧重于人心的角度，如一些学者对自杀现象的研究、对社会主义新德治的研究等等。

　　对民国社会学传统的重新发现

　　自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韦伯、涂尔干等古典大师以及吉登斯、哈贝马斯、布迪厄等当代大师的作品源源不断地被译介到中国，相比之下，与我们更加亲近的学术资源，即民国社会学的传统则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接续。最近几年来，这一情况正在得到改善，表现在：大批民国社会学著作得以再版，且不再局限于费孝通、潘光旦等少数学人；出现了一些带有入门导读性质的选本，比如2009年出版的两大册《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中国社会学史的课程开始在一些高校受到重视；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对民国社会学的梳理不再局限于学术史的角度，而试图与当下的研究产生关联、与当下的问题产生关联，比如一些学者对民国社会学家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当然，以上工作都还只是在初步进行中，相信假以时日，这方面的成果会日益丰硕。

　　对金融危机及其社会后果的初步研究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层面，成为一个影响到政治、市场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总体性问题。面对这场危机，社会学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社会学研究》和《社会》这两种主要学术期刊都组织了专题讨论，既涉及对金融危机本身的研究，比如危机的成因、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危机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等，也涉及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国家在此过程中的角色，等等。事实上，社会学只有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显示出与经济学等学科不相上下的解释力，才能够摆脱边缘化的“剩余学科”的尴尬。

　　政策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即带有鲜明的政策应用性格，小城镇研究是一典范。2009年，政策社会学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即对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研究，大批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家赴灾区进行调研和援助工作，向国家提交了很多有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和政策建言。此外，针对土地流转、劳动合同法等敏感的政策议题，社会学者也都通过自己的研究做了直接或间接的回应。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针对今年以来各地频繁爆发的群体性事件，社会学者其实已经在这一问题上做了诸多研究，在集体行动、底层抗争等领域都积累了较为可观的成果，当然，这些研究都超出了狭隘的政策社会学范畴。

　　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

　　批判社会学针对社会学自身的内在预设和操作方式进行反思，而公共社会学则指社会学走出学院的围墙之外，面向公众发言，强调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和对公民社会的捍卫。客观地说，这两种类型的社会学在国内发育得还不够成熟。在今年出版的《转型与发展》第2辑中，一些学者对于转型社会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做了较为深刻的反思，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批判社会学性质的工作。

　　公共社会学又分为传统和有机两种形式：传统形式是指通过通俗写作引起公众对某些重大议题的关注和讨论，例如今年4月份北京市社科院的社会学者与房地产商就房价问题在网上展开的论战。有机的公共社会学则是指社会学者不仅通过论述，而且以直接行动投入到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去，将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比如，环境社会学者直接参与环保运动中，一些研究劳工维权的社会学者甚至自己成立劳工NGO，开展工伤探访法律援助等活动，当然这些例子仅属于凤毛麟角，并不多见。虽然学者在学术生产与社会行动之间如何把握一个平衡或分际尚值得讨论，但是公共社会学在中国的薄弱至少提醒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门以“社会”二字命名的学问，如何才能培养一种真正以社会为核心关照的精神气质，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做一门拿“社会”或“社会问题”当饭碗的庸俗学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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