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2009年的发展，既有对形势的回应，也遵循着渐趋成熟的学术逻辑，其部分成果也有较高质量。经长期积累，部分学科已基本摆脱“幼稚”嫌疑，开始在学术界占据一定席位。从《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法学论文看，其讨论更专业化，更关注中国的现实，讨论对象与方法具有时代气息。同时，立法学和规范法学的细致化也有所反映。在哲学对证据法学的影响上，也出了成果。在《读书》上，也有法学作品在讨论法权与特权、法学转型、习惯法及小产权等问题，作者群也有所扩大。

　　传承中有突破

　　现实关怀更加强化。更多研究继续回应“真实世界”的法律问题。例如，部门法中对扩大行政受案范围、行政行为违法性、行政裁量权、检察官客观义务及侦查到案的研究。而对土地征收补偿、公交民营化、群体诉讼、证券监管、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防范、金融刑法立罪、侵权法制定的研究，也彰显了法学研究无论规则层面抑或法理层面对民生、民权的关注，以及对金融危机、风险社会等现实的应对。即使国际法的研究也更加关注国家的政治经济主权与国家利益，有强烈的“当下关怀”。例如，对人民自决权与国家领土完整、中日东海争端、外资并购中的国家安全审查、反倾销法最佳可获信息规则、人民币汇率补贴的研究。同样，比较法的运用也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例如，对罗马法四大民众发动程序、普通法国家集团诉讼代表人资格、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的研究。

　　前沿问题讨论仍是2009年集中点所在，或针对新问题进行新理论探讨。例如，就生产者延伸责任与“服务行政事件”引发的理论思考；或者针对新法与修法进行述评，例如对案外人异议、民事审监程序修改、民诉法修改后的“新证据”、反垄断法的研究；或者是对新兴领域的研究，例如对网络传播、网站治理、网络隐私及“虚拟财产”的研究。

　　学科交叉依然取得重要成果。例如，从“信息约束”角度对立法政策的解读，对“科斯法律经济学”本土化路径、“赔钱减刑”激励的讨论，对清末选择大陆法、新劳动法、律师产业、执行难、“先公司合同”、“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释及对中国法院分庭的组织社会学研究。

　　新方法采用也是特色。例如，对刑事和解、仲裁机构、地方政府土地征收补偿标准、隋代前期皇权与法权的实证分析。案例研究也被行政法、法制史研究者娴熟地使用着。而法制史中，“从档案出发”对哈尔滨解放区、陕甘宁边区、清代冕宁的法律与纠纷解决的研究也很有特色。同时，也不乏对法学与部门法学科方法及发展方向的反思。

　　而刑法与民法的高端研究仍集中在基础理论上，且不乏突破性成果。例如，民法中，对债务关系的支配权、信赖原则的私法地位、“善意取得”的研究；刑法中，围绕犯罪构成体系、罪责构造、客观归责、期待可能性的学术争论，都是典型的部门法理讨论。其他学科也不乏对主流观点的反思。例如，对裁判可接受性、合宪性解释是不是宪法司法方式的讨论。

　　阵营的形成与产出机制

　　2009年的研究与交流产生的成果还将在以后持续发布，这一初步繁荣局面令人欣喜。而其背后更强烈趋势是规范法学与社科法学阵营的形成与竞争。规范法学在严谨化与规范化上取得很大进展，其技术化与细密化也令人击节。例如，徐涤宇的《间接代理制度对仲裁条款的适用》（《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钱玉林的《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检讨》（同上，2009年第2期）、张家勇的《承运人对第三人货物的留置权》（同上，2009年第3期）。当然，其政策化趋势也更加明显，如前所示，不少作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社科法学的崛起也令人瞩目。如上所揭示的交叉学科研究，其眼界更开阔，与经济学、社会学、史学的交叉均有所体现，其方法也在走向成熟。而其更大功绩是显著扩展了法学的“学术版图”，提高了法学的学术“品位”与地位。而且，它还推动着规范法学的发展。这体现在部门法间的交叉研究成为2009年高端成果的主要部分。例如，结合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的研究，对刑事“难办案件”的宪法学评析，对行政主体责令承担民事责任、财产犯的占有的研究，等等。这也体现在部门法内交叉研究的增多。例如，从海商法、担保法、物权法及合同法协调角度对承运人留置权的研究。再如，对侵权责任法与物权法协调的研究，以及从票据法与物权法协调角度对背书效力的研究。

　　这些显然是30年来传承与突破的结果。其原因在于，法学界已基本抛弃了理念强调，走向规范化与学术化。那些“只有……才……”式的呐喊，因缺乏因果论证，违背客观性，逐渐被淘汰。而更直接因素在于，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组织推动；学术经费渠道与数额的增加；学术优胜劣汰机制的初步形成。随着学术信息获取与交流的网络化，学术批评的网络化与匿名化（法学博客吸引力增加、批评网站兴起），以及各具特色的学术圈的形成，同侪口碑评价的重要性更加显现。可预言，随着法学教育的积累，法学新生代的崛起，法学界推陈出新、重新洗牌的时刻就在不远的将来。尤其是社科法学发展及其对学术储备力量的吸引，将加速这一可能性。

　　如何持续繁荣

　　当然，2009年的成果同样有问题，尤其是专著的问题不少。不少成果的理论、实践与方法意义缺乏，欠缺扩展性。另外，不少成果在反复强调法学方法。这其实有问题。方法不是用来反复宣传的，而是用来扎实践行的。更多嘉许需给予那些踏实的践行者，即使其成果不免粗糙。不少规范法学研究存在以德国、美国为师，论证不足或循环论证等问题。而不少社科法学研究存在方法粗糙，变量控制不严格，过于迷信数据，基于部分经验的结论扩展过度等问题。还有不少研究为标新而标新，进行孤注一掷的呐喊。因此，无论遵从哪个阵营的研究，似乎都需进一步提高论证的说服力，强化推导的因果关系。

　　另外，社科法学在主流高端刊物的空间有限，从学术竞放、学术互补及提高法学“段位”的角度，也亟须改善。当然，虽然社科法学更被看好，可让法学更具活性、趣味性及说服力，获得更多与他学科对话的能力。但如果我们都投身于“社会科学法学”了，谁来尽法学为法治服务的本职，风险赔偿、民生保障、金融危机应对、国际贸易与主权争端解决及公民权利保障中法律供给质量的提高，由谁支持？

　　因此，如何持续创新，怎样产生更多大家，最好手段可能还是维持规范法学与社科法学阵营的长期竞争。这就关乎相应的学术宽容问题，包括观点的宽容与考核的科学化。如此，学人将敢于更多的、真正的批评与交流，将乐于长期的、默默的学术生产。当然，这些只是基本条件，制度外的学术自律与学术热爱也不可或缺。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三次颁给了广义法经济学家——威廉姆斯与奥斯特诺姆，前者是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人，后者是公共治理学专家。这给了正在多方尝试的法学界以启示。当然，也可将部分希望寄托于经济学、社会学及管理学界。如此，学科间的竞争与合作也应在更大范围展开。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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