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头工资发放遵循“逆差序格局”

　　□蔡禾 贾文娟 来源：《社会》2009年5期

　　在路桥建设业，包工头在工程款不到位、无法支付所有工人工资的情况下，工资发放遵循的是一种“逆差序格局”的逻辑，即包工头会先将工资发给与其“关系”较远的边缘工人，再将工资发给与其“关系”较近的核心工人。包工头为了降低边缘工人可能带来的新的环境不确定性，宁可选择核心工人可能流失的行为不确定性。不过，包工头的雇佣权力与人情法则的结合导致了一种能约束核心工人行为不确定性的“关系霸权”。包工头与核心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一旦直接嵌入到亲戚、老乡、朋友的社会关系中，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不再是单纯的市场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社会关系，而是二者的叠加，这意味着“关系”中既存在利益互惠的一致性，也存在追求自利的利益冲突性，这种冲突本质上源于对立的利益结构以及“包工制”的生产方式。工头管理体制使得底层劳动者与上游各种建设单位相互隔离开，这种设置使得包工队在分担工程款对建设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同时，又将因工资拖欠造成的矛盾封闭于包工队内。包工头既帮助上游企业分担了经济损失，又帮其遏制了劳资矛盾。

　　（胡荣荣/摘）

　　“东学西渐”与西方的兴盛

　　□傅军 来源：《中国经济》2009年10期

　　“西学东渐”只是近代的事情，历史相对很短。更早的时候是“东学西渐”，而且这个过程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如果我们仅从马可·波罗算起，也起码经历了500多年。相比之下，西学东渐的时间也只不过是大约150年。经过几个世纪的“东学西渐”，欧洲人吸取中国科举制度的精华，即平等竞争、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但对中国科举的内容并不热衷。更重要的是，对于处在科层制金字塔塔尖、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滥用权力怎么办这个问题，中国科举制本身没有提供利器。官僚机构对于王权在近代是相对独立的，而古代东方国家的官僚在人身和人格上均是王权的依附者。到了19世纪中国科举所展示的制度优势已丧失，被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完全超越。这种超越主要体现为考试的内容和不依附于王权、政治独立的现代公务员体制。（胡荣荣/摘）

　　甲骨文时期汉字就有繁简

　　□一清 来源：《汉字最近有点儿烦》，商务印书馆，2009年7月

　　繁简互补是中国文字的演变规律。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汉字是殷商时期的文字，包括甲骨文和金文。两者是同时的，主要区别在于：金文可以看成是当时的正体字，用在比较庄重的场合，甲骨文是当时的一种俗体字，是日常使用的比较简便的字体。目前发现的西周时期的甲骨文数量很少，但出现了较多的长篇金文，前者笔画相对简单，后者被繁化了。山西的“侯马盟书”是用毛笔蘸着朱砂和烟墨写成的，从文字形态来说，也是甲骨文后到大篆产生以前的古文字。这些在石片和玉板上的文字，是用来记录诸侯间结盟誓词的。这个盟书里的文字属于东周时期。“侯马盟书”上面的文字，往往是一个字有十几种写法，哪一种方便写，就写哪一种。在侯马出土的文书一共有5000多件，其中可辨识的文字有3000多个，仅“敢”字即有90多种写法，“嘉”字有100多种写法。有专家幽默地说：“为了书写便利，每个执笔者都在根据自己的喜好简化汉字。”“这一点，也毫无例外地体现在春秋战国时的钱币和兵器上。”

　　（宋晖/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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