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论家预言纸面文学终将消亡，从长远来看，这也许是必然的，但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以为纸面的书写与传播仍会存在，因为这种“古典”的传播作为一种文本保存、阅读方式、美感经验很难完全改变。眼下海量的网络文学，不可能完全成为真正有效的全民阅读，必须依靠有效的选择之后，才能作为相对可靠的文本留存下来，而如果要留存下来，“纸本形式”的存在是必须的。

　　历史上每一次传播载体的变化，都会带来书写和文学的深刻变化。以汉代为例，绢对竹简的代替，特别是东汉时纸张的发明，使得“赋”和“文章”逐渐发达起来，汉语也由先秦时代的简约变得华丽了。因为纸张使书写的成本降低，读书人不必车载斗量地随身携带沉重的竹简木牍，所谓“汗牛充栋”已远非昔日之意。到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印刷代替了抄写，书籍传播变得更加容易，白话小说（话本、拟话本）和杂剧等更为大众化的文学形式便随之在宋、元、明代发育成熟起来。致使明代出现了小说繁盛的局面，出现了各种刻印商家，三言二拍、四大奇书随之出现。我们还可以发现，明代是中国人的“文学伦理”得以“世俗化”的一个时期，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观念（通过《十日谈》和《坎特伯雷故事集》所表达出来的）是非常近似的。用时下时髦的说法，是经历了一个“祛魅”的时代。但在那个时期这种新的世俗伦理与文学观念并非没有遇到阻力，四大奇书问世后曾多次遭到毁禁或删改，《十日谈》之类的小说在欧洲则面临教会的压制。这表明，在写作的伦理准则发生明显变化的时代，很容易发生关于“标准”和“伦理”的争论，但同时也可能孕育了新的文学与文类发育的机缘。

　　但文学标准的变化并非无“度”，以“词”这种文体为例，最初词在晚唐五代出现和风行时，多是“花间淫艳之词”，“瓦肆靡靡之响”，脂粉气甚至色情味很浓，仅限于青楼歌妓与有钱人、读书人的唱酬往来。但随着其逐渐扩展成熟，情真意切、壮怀激烈的慷慨清音，以及感时伤世、饱含命运痛感的悲凉之词便应运而生。词的“写作伦理”和“标准”就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20世纪现代传媒的出现，对人类社会面貌的改变可能超过了过去数千年的总和，文学的职能和标准也由于这个巨变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是新闻资讯的发达，代替取消了小说与文学的“反映论”功能，其“再现”某种社会生活景观的职能被空前弱化了（80年代文学的轰动效应，其实是因为资讯的不发达导致的）。这样，关于其影响和改良社会的“美善”理想的文学标准也遭到了遗弃。其二，相形之下，文学作为人类“精神勘探”手段的功能则得到了强化。尤其精神分析学一类知识的介入，人类的“无意识世界”被打开于光天化日之下，一切原本“高尚”的思想和行为，似乎都有了一个不那么高尚的“原始动机”。如此，文学的伦理自然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真实”或者“对真实的认知”变得空前重要，“美”与“善”则退居次席，人们对原来那些不被推崇和看重的东西，逐渐推崇和看重起来，而对原来那样一些高尚和美的东西则弃若敝屣。一句话，文学的标准变了，变得更丑、更恶，人们原来认为是不可接受、难以忍受的关于“欲望”、“色情”或者“暴力”的书写，逐渐被“合法化”了。

　　显然，承认文学标准的不断变化是认识文学标准问题的一个前提。90 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现实所发生的变化，与整个20世纪相比又是最剧烈的，所以文学的伦理与标准也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历史上还没有哪一次传媒的改变，能像网络这样对写作产生剧烈与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许才刚刚出现，随着它的加深，我们会发现以往的许多标准都将失效。首先你无法否认，网络环境给予大众的前所未有的“自由写作”平台本身，是一个历史“进步”，但另一方面，“平权”与“混乱”也是一对连体的双胞胎。“五四”知识分子呼吁文化文学变革的核心理由，即是传统文学对大众的屏蔽和疏离，文言的书写方式限制了平民读书与写作的权利。按照这个逻辑，参与的公众越多，公众参与的权利越大，自然就越具有“现代性”，就越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批评网络写作或网络事件，也有投鼠忌器之嫌。类似2006年的“梨花体”那样的“恶搞事件”，批评家大概就只有保持沉默。因为谁在那样的环境下出来说话，无异于引火烧身，难免不被“暴民”羞辱叱骂。在这个问题上，卢梭式的“二律悖反”理论和“社会契约说”是值得借鉴的，“自由与权威”、“个体与社会（人和公民）”、“欲望和理性”，必须互相制约，通过公共契约的形式确立其关系，现代以来人类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基本规则和理论的正确。如果写作的自由不受专业规则与“文学性”的限制，网络文学也便无大出息。

　　有一点必须承认，网络环境改变了文学的伦理：在纸面上无法发表的作品可以在网络环境下发表。以诗歌为例，2008年李少君的一首贴在“天涯”网站上的“诗”，几天内点击量就超过了20万，这首很难在正统的纸媒体上发表的作品，在网上则大显身手，它的“准黄色”的暗示与隐喻意味吸引大量的眼球，当然它的内容选择的是一个“伦理的临界点”：诗中的这个女孩似乎很开放，但与“我”又保守了“底线”，很率真，也很“纯情”，结尾暗示，虽然“我”一直期待“发生什么”，但两人迄今并未“发生什么”。这首诗如果从正面解释，可以看做是一段“可以容忍”的恋情，有一缕淡淡的愁绪；而如果按照传统或一般伦理，则可以指摘为“不严肃”。所以在网上也引发了波澜。之所以举出这首诗的例子，是说网络环境下写作伦理的不同，它的道德标准经常是出于临界点甚至是“底线”以下的，这是一个事实。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文本，仔细看看，这些文本也有对社会的某种合理的批判性，只是它用了反讽式的口吻。应如何评价这类写作，大家可以讨论，我要说的是，必须承认网络这种传播平台对文学伦理的深刻冲击和改变，必须在此前提下来认识文学的趋势、美学取向。

　　需要声明的是，我并非要为网络文学伦理的下降作辩护，只是在强调，网络环境下的粗鄙美学、喜剧性风格、“泛性化”的转喻修辞方式、主体人格的矮化、话语暴力的倾向以及一次性消费的无深度特征等等，似乎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趋向，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趋势很难完全转变。我曾经询问一位著名的汉学家，问欧洲是否也存在“网络暴力”，他说也有，只是没有中国的网民“那么厉害”。我想这大概与中国人过去一直比较压抑和受暴力思维逻辑的影响有关。但是，随着网络作为“写作平台”而不只是“言论平台”的认识与功能的深化，网络写作也会以同样的选择与淘汰机制使这种写作得以提升，就像当年词的提升一样，我以为“网络环境下的文学写作”也自会逐渐改造其品质。只是有一点要明确，再提升，它也仍会带有“网络属性”——就像“词”也是“诗”，但又与诗十分不同一样，它更婉约、灵秀、妖娆和艳丽，它的颓伤与腐败气息也是其合理的部分。因此，我以为网络文学也应逐渐确立它的美学：它的简约性、异类色彩、隐身气质、合理的“恶意”、狂欢意味、无文体界限等特点，都应该逐渐清晰、成形和成熟起来。我并不想用过于苛刻的眼光来看待它现在的问题，看看这短短的几年中，它的粗鄙也许并没有减少，但其中稍好些的东西、有意味的写作也明显地正在变得多起来，这就足以给我们以信心，让我们有理由期待——因为提升是必然的，提升则兴，不提升则灭，这是规律，天经地义。

　　有理论家预言纸面文学终将消亡，从长远来看，这也许是必然的，但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以为纸面的书写与传播仍会存在，因为这种“古典”的传播作为一种文本保存、阅读方式、美感经验很难完全改变。眼下海量的网络文学，不可能完全成为真正有效的全民阅读，必须依靠有效的选择之后，才能作为相对可靠的文本留存下来，而如果要留存下来，“纸本形式”的存在是必须的。否则在瞬息即被覆盖的网络世界中，它无法成为真正的阅读对象。从这个意义上，网络写作与经典的纸面写作将会并行不悖，他们也许会各玩各的，也许会互相影响渗透，但不会非此即彼，一存一亡。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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