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流行一种观点，即“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210—263）是反对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他在司马氏手下任职完全是不得已，他对司马氏深怀不满但又无力坚决抵制，于是写了许多《咏怀诗》来发抒苦闷。可是阮籍的传记材料和他的诗文作品并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相反却表明他其实是支持司马氏的。

　　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曾长期担任曹操的秘书，但在阮籍三岁时就去世了；阮籍成年以后，曹魏的统治者已经换了几代，他没有得到先辈的庇荫，因此同曹魏王朝也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史称阮籍“幼有奇才异志，性恬静”，成年以后对世事采取消极态度，“或闭户读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那时的皇帝曹叡毫无宏图远略，不得人心，他上台的第二年就盛传群臣拥立曹植，从此他一直提心吊胆地提防这位似乎很不安分的叔叔。与此同时，他又“隆意于殿舍”，沉溺于声色。他的接班人曹芳登基时年纪甚小，国柄掌握在权臣手里，而权臣分裂为以曹爽与司马懿领军的两派，斗得很厉害，政治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于是才华横溢聪明过人的阮籍韬晦保身，一再回避出仕。

　　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都是明帝临终之际指定的顾命大臣，共同辅佐幼主曹芳；而曹爽希望独揽大权，免去司马懿的太尉一职，另行安排为位高而无实权的太傅。此后自以为没有对手了的曹爽集团日益得意忘形，迅速走向腐败。此时太尉一职先后由满宠、蒋济担任。阮籍既不肯到蒋济手下去任职，更不愿意应曹爽的征辟，分别写了奏记，措辞谦恭而态度坚决；其间他在著名的学者和高官何晏手下当过很短一段时间尚书郎，也很快就托病离开了。他的《咏怀诗》正作于这一隐居于故乡陈留的时期，其中对当朝权贵的抨击、讽刺和规劝，是针对曹爽、何晏之徒而发的，诗中充满了忧虑悲哀以及他对社会人生的体悟，“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具有超越一时政象的普遍意义，而同司马氏则毫无关系。

　　《咏怀诗》中对自己曾就近有所观察的何晏及其同党邓飏、丁谧之徒讽刺尤多，重点在于批评这帮新贵的腐朽荒淫、不知道自己危在旦夕。诗人担心曹爽、何晏等人的行径会断送大魏王朝的天下。虽然此时阮籍的情绪相当苦闷压抑，但他并未完全心如死灰，他关心政局，心头仍存希望之光，这是他的通达处，也是他的高明处。他后来与反曹爽集团的司马氏合作，与此也大有关系。

　　在政局不稳、天下行将有变之际，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结为竹林之游。这是一个非常松散的名士俱乐部，各人的思想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尽相同，只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都有态度消极、爱好老庄并大喝其酒的共同倾向，一度来往比较多。竹林之游约始于正始六年（245），断断续续进行到正始九年（248），到第二年年初，发生了高平陵政变，政局急转直下，原来意义上的竹林之游就结束了。

　　曹爽专政时，老奸巨滑的司马懿表面上无所作为，而且显得已经病废了，实际上却在积蓄力量，准备搞政变。正始十年（249）正月他利用一个有利时机发动高平陵之变，只花了几天时间就将曹爽集团斩尽杀绝；这一年四月改元嘉平，大权集中到了司马氏的手里。曹魏王朝在大权彻底旁落的状态下维持了一段时间，而改朝换代却已经是早晚的事。这时阮籍一改其过去不肯出仕的消极态度，迅即出任司马懿的从事中郎。这是一个级别不算高但能参与军政机密的重要职务。从此阮籍与司马氏集团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直到去世，尽管他嗜酒狂放的外在形象始终不曾改变。

　　从事中郎的级别和俸禄并不算高，可是由于司马懿父子三人先后是当时实际上的首脑人物，在他们这里担任从事中郎，接近核心机密，地位就非常重要，比起某些名义上的高官还要高得多。校尉是首都卫戍部队的高级军官，地位仅次于将军，史称阮籍“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这是阮籍对自己晚年生活的惬意安排。此公一向嗜酒，每至沉醉，自是事实，但他并没有完全喝昏了头，担任步兵校尉以后仍然常到司马昭的大将军府里去，与中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来他又为司马昭加九锡写了劝进文。阮籍对司马昭的支持是一贯的。

　　司马昭非常看好阮籍，以致一度希望与他结为儿女亲家；阮籍大醉六十日，让可能的亲家公无从开口，也就是表示不同意此事。阮籍本人可以同司马氏合作，但很不愿意加上一层裙带关系，中国古代的名士历来有这样的洁癖；他本人恃酒放荡的形象树立已久，此时正以一种高人雅士的方式为司马氏效劳，这种模式没有必要改变。司马昭是个精于计算的明白人，所以并不坚持求婚之事，后来更不再提起。嘉平以后阮籍地位甚高，苦闷甚少，创作也跟着减少。五言的咏怀诗不再写了，有若干四言的，其中颇多歌颂司马氏的话，诗味较少，但可以看出他此时的政治态度。

　　不少学者曾经认为，阮籍在司马氏手下当官完全是不得已的敷衍。在这些学者看来，司马氏是反面人物，而阮籍则是需要保护的著名作家，不能让他的名声受到影响。事实上，这种看法既不符合阮籍的生平行事和他的作品，也不符合魏晋之际的历史大势。司马氏父子在历史上并非简单的“反面人物”，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司马氏政权迅速消灭汉吴两国，并且在短暂的太康年间，确实曾使社会呈现出一些繁荣的气象，这是因为它的某些政治措施多少是符合当时的人民利益的，因而有可能完成国家的统一事业和有限度地恢复久遭破坏的生产力。”司马氏家族有残酷的一面，但尚有生气活力，同早期司马氏集团比较起来，后期曹魏政权则显得腐朽而无所作为。

　　阮籍本来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人，但在实际生活中仍然舍弃曹魏而取司马，应该说他是有眼光的。尽管他对这一集团也并非没有意见——他观广武楚汉交战处，曾留下“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一名言，可知他对政坛上胜利的一方也有所保留，而非彻底佩服。阮籍到底是一位理想主义的书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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