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您是国内学术界开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由您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已出版译著和著述几十本，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这套书翻译、出版20周年。20年再回首，请您谈谈当初是怎样引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徐崇温：1977—1978年间，胡乔木同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来主持工作后不久，中央领导同志委托胡乔木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一份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材料。但是当时国内却没有多少人了解这一思潮，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当时我在哲学所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工作，曾经粗略地接触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胡乔木知道后，要我系统地整理一份东西出来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份6000字的材料交给了胡乔木上报中央领导同志。此后，因为有关部委和一些高校都要我去讲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促使我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系统、深入地开展起来，临时性的政治任务成了我在一段时间内的专业。1982年，我出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1989年开始陆续出版我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组织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原因，还要提及当时学术界提出的应该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的逐步深入，一些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人，也倾向于把它看做“打着新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而一些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则倾向于把它看做就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甚至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的道路就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改革之路。怎样解决这个在认识上的分歧？我觉得有必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原原本本地介绍到国内，让大家更加真切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刚好，重庆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样一套书，于是，从1989年开始，就陆续推出这套丛书，到1997年，一共出了42种，其中绝大部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

　　记者：这套丛书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世界，您自己怎样具体看待您主编的这套丛书的学术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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