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发表“中国农村研究：应对群体性事件”系列文章。该栏目的特约主持人指出，新世纪以来，中央采取得力措施，农村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但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却难以一蹴而就。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将会带来农民工大量失业、农产品价格不稳、农村集体资源纠纷增多、劳资纠纷剧增以及农村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等多重影响。一旦因农民工外出受阻、失业率升高导致大范围的个人生存困难，大量闲散青壮年人群滞留农村，新的和旧的社会矛盾会纠缠、连接、聚合并有可能尖锐化。由此可能诱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高发、事态的激化和影响范围的扩大。徐勇的《“接点政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一个分析框架及以若干个案为例》认为，在社会发生结构性变革的当今，政治体系各部分的“政治应力”更为不平衡，群体性事件往往容易发生于那些在整体结构中政治应力比较脆弱的“接点”部位。县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中最脆弱的部位，规模较大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主要发生于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为此要加强县域的有效治理。刘义强的《游民政治：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的结构背景》认为，当今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会造成农村人口的“流动性过剩”，当代游民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并对社会稳定构成挑战。慕良泽的《“三农”问题国际化与群体性事件新特征》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三农问题”的国际化趋势更加凸显，也会使群体性事件具有国际性背景，这是要高度重视的新现象。

　　……查看更多内容请订阅《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