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28日，是刘大年先生逝世十周年，本报特约此文，以志纪念。——编者

　　一次在学习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时候，大家谈论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来，我想到我所熟悉的湘籍史学家刘大年先生，他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积极推进者。

　　1997年8月底9月初，我曾对大年先生作过一次连续几天的访谈。8月30日晚上，大年先生谈起他在冀南行署担任宣传科长的往事，其中讲到组织当地士绅召开座谈会。士绅中有不少饱读诗书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但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对党的方针政策存有疑虑。有次座谈会，一个士绅问大年先生：“中国几千年历史，共产是什么根据？”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大年先生当即用自己所熟悉的孔子的言论来与士绅们交流。《礼记·礼运第九》中有“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年先生讲，“天下为公”就是一种共产主义思想，并以此讲老有所养等问题，然后由“大同”讲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谈为什么要搞“共产”。在谈到怎样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时，大年先生则引用了孟子的言论。《孟子·尽心章句上》有“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大年先生说，“至足矣”就是“太丰富了”，当物质资料空前丰富了，就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经大年先生这样古今中外地一讲，士绅们就恍然大悟了，纷纷说：“马克思主义虽然是西方的，但它在中国是有根据的。”显然，在冀南行署担任宣传科长期间，大年先生与当时中国各地许多党的领导干部一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努力工作；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结出丰硕的果实，与他们的开创性工作分不开。

　　那次访谈是隔天谈一次。9月1日下午，大年先生拿出一张写有提纲的稿纸，与我谈起马克思主义来，足足谈了两个小时。当时的感觉是特别兴奋、震撼，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次发现马克思主义里面竟然有那么多饶有兴味的东西。从我的记录看出，他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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