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村民自治权时，各种法学著述大多以批判性姿态，或鞭笞国家权力对村民自治权的侵害，或审视村民自治权的架空，或研究村民选举中的精英舞弊，但对村民自治中的外部性却甚少提及。

　　村民自治权本是为解决人民公社解体后的治安无序状况而产生的，彭真是村民自治的积极倡导者。对1980年2月在广西宜山县出现的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给予了高度评价：“有了村民委员会，农民群众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直接民主……这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农民群众把一个村的事情办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办好了，就会管一个县的事情，逐步锻炼，提高议政能力，逐步向上延伸，逐步扩大民主范围。”作为推动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建立的国家领导人，彭真对村民自治的评价，无疑对村民自治组织功能的法律界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直接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建立和制度设计。两年后，在彭真的主持下，全国人大把村委会写进了修改后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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