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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文坛来说，2009年多少显得有些热闹而又特别。围绕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各地都纷纷举办了类似于文学总结与盘点的会议，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批评家们显得尤为忙碌。他们纵横南北，对60年来的当代文学成就进行回顾与反思，梳理与展望。但总体来看，“昔不如今”的思维比较普遍，具有深度反思和开拓性论析的言论并不多见。有学者甚至认为，人们对当代作品的经典化认同过于苛刻，颇有些厚古而薄今。

　　或许是受这种思维的影响，王蒙抛出了“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论调；紧随其后，陈晓明也认为“中国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列出了四点理由加以论证。两人的判断一出，便饱受热议。其中，肖鹰的《王蒙、陈晓明为何乐做“唱盛党”》一文，以敏捷的思维和犀利的文风，对王、陈两位的说法进行了逐一批评，颇有意味。直面这场争议，我的想法是，面对由无数经典作品建构起来的历史长河，当我们用“最好”或“最高”来判断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时，需要非常慎重地确立自己的判断依据。依据决定判断的科学性与否，也决定判断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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