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双百”方针是学术发展最好的概括

　　今年恰好是我退休的第十个年头。我有两点认识。第一点，历史研究也好，学术研究也好，甚至整个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前进。有时是胜利地前进，有时是经过曲折的道路前进，总的趋势总是向前发展，不会后退。第二点，我曾讲过，20世纪100年的学术历史怎么概括，可以有不同角度，总的一句话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把100年的著作摆来展览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反过来讲，学术的发展证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唯一正确的方针。

　　从学术上讲，清朝末年真正研究西学的就是蔡元培和王国维，他们花了几年时间研究康德、叔本华等。梁启超是学术界的政治家，主张很多，但是实践的东西并不多，真正系统地研究西方的还是蔡元培和王国维。

　　我认为西学要认真研究，不是学皮毛。梁启超说当时学术界的年轻人都以学西学为时髦，以学新名词为时尚，但只是了解些皮毛，并没有真正做好。马克思主义也要系统地研究。它不是那么简单的，现在就有一种将其简单化的倾向。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一套系统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有学问，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都不对。简单否定是不对的，只举大旗也不对。现在是只举大旗的人多，认真读书的人少，需要认真地、实实在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用来研究学问、指导思想。

　　我认为，今后的学术发展还是要贯彻“双百”方针，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学术发展和社会上的各种事物一样，都有自然的客观发展规律，不会因人的主观意图而改变。当然，人们可以引导和干预，但是总的趋势是客观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要很坚决地贯彻这个方针。

　　我曾经和一些杂志社、出版社的编辑谈过一个意见，就是现在搞学术“规范化”不能取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些技术性的“规范化”已经妨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42年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写了几篇重要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反对党八股、洋八股，这对我们现在仍有意义，值得我们重新学习。过度的“规范化”是不好的。当然，从杂志社、出版社来讲，要求形式上一致也无可厚非，但是应该有个前提，即尊重作者，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作者。尊重作者才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提倡写文章越短越好，不是字数越多就越好，过分地提倡“量化、规范化”，都对学术发展不利，都妨碍“双百”方针。

　　每一代人都带有时代的痕迹，不管你愿意与否，都会受到前代的影响，同时会带有自己时代的印记。各人可以形成各人的风格。从领导方面来讲，或从把握方向的角度说，我相信两点：一是“双百”方针，一是相信不断前进。

　　在前进中，大浪淘沙会把很多东西淘下去。现在各种各样的书籍出版得很多，但是一个时期过去之后，一筛选剩下不了多少。这是客观规律，好的东西会留下来。有人跟我说因为金融危机的原因，现在马克思的书在西方又“火”起来了，很多人去看马克思的著作，这就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这也是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不对的东西热闹一阵之后就会下去。

　　邴正：用中国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世纪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注重文本解读。由于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出版，马克思文本研究日益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MEGA2所做的文献甄别和考证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学者们从文本角度还原、理解马克思提供了可能。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俞吾金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

　　二是与当代西方哲学的转向紧密关联。以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等人为标志，现代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学、生存论等重大转向。国内学界将马克思哲学视为一种现代哲学，从生存论、文化哲学、日常生活批判等视角来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意义，试图建立起马克思哲学与现代社会的内在联系。“以海解马”、“以西解马”和“以马解马”虽然在具体的研究路径上存在差异，但共同的基础都在于实现马克思哲学的现代化。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哲学何以影响21世纪？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精神实质超越了其所处的时代。就超越现代性而言，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处于相同的时代境遇。正如萨特所言的那样，“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

　　三是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无论是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还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借鉴，其目的都是为了充分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价值，最终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例如，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马克思哲学论坛”自设立以来，每届的主题可能存在着差异，但都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不仅需要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借鉴，更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福山“终结”的不过是苏联模式的“历史”，布热津斯基预言的也不过是教条主义的“溃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宣告了西方自由主义并非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模式，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已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无论是用海德格尔，还是用哈贝马斯，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非都是在用不同的西方理论来“嫁接”和“拼合”马克思的思想；只有面向“中国问题”，用中国实践来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以中解马”，方能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姚洋：规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十年

　　早在1995年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林毅夫教授就提出了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问题。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现代经济学教学被广泛引入各主要大学，一批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得以出版。与此同时，应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也开始在学术界形成气候。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学在1990年代还处在引进和吸收阶段。

　　过去十年，是中国经济学由引进走向规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十年。这首先表现在教学方面，现代经济学已经成为高校经济学科教学的主流。一些主要高校的博士生课程直接使用国际流行教材授课，在基础课方面，已经接近国际一流学校的水平。与1990年代不同的是，一些重点高校的研究性课程分量大大增加，学生不仅学到了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而且学会了如何把它们应用到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上去。

　　教学方面的提高带动了研究水平的提高，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被广泛接受，并应用到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大幅度提高，中国题材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受到重视。

　　学术繁荣推动了学术创新。1990年代的学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对乡镇企业、财政分权、土地制度、发展战略和企业理论的研究方面。过去十年对此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在继承方面，1990年代对财政分权的研究主要以当时仍然在海外的钱颖一和许成钢为代表，他们关于中国“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过去十年对于财政分权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年轻学者发挥了很大作用，如张军对分权与集权关系的研究、周黎安和徐现祥对官员晋升的研究。林毅夫开创的发展战略研究在过去十年也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发展方面，对外资的研究和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是两个显著的进展。外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辩论层面，而是更加注重微观数据的使用，使得结论更加可靠。过去十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对改革开放乃至中国发展道路的总结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个领域的一个可喜变化是实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结合。新政治经济学是当前国际上很热的一个领域，中国过去30年的巨变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相信这个领域会产生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界越来越重视对数据的使用。过去，由于研究方法和数据两方面的限制，国内的应用微观研究成果很少。随着研究方法的普及以及数据的积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在这方面，由李实、赵人伟主持的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CHIP）和美国北卡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是最为广泛使用的两个数据集。另外，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家庭动态调查（CFPS）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ES）也已经启动，第一期数据已经向社会公开。

　　另一个可喜变化是形成了一批具有特色的研究团队。一方面，海外华人学者大量回国，在一些高校形成了集聚效应；另一方面，本土培养的年轻学者也成长起来，成为经济学界的一支生力军。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自己培养的一批年轻学者在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组织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对外资的研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在经济增长和财政分权方面集中了多位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南京大学在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方面的优势日渐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政策影响。其他高校也在确立各自优势，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展望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学界任重而道远。一方面，尽管著名高校的教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还有许多高校的教学仍然停留在消化书本的阶段。另一方面，虽然大量海外学者归国加强了高校的经济学教学，但许多人忽视了对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两方面均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割裂，阻碍了经济学的发展。正如林毅夫多次强调的，中国经验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座富矿，对中国的研究将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要达到这个目标，规范化与本土化的结合是必由之路。过去十年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十年将成为关键时期。

　　陈雨露：金融学要根植于自己的文明沃壤

　　2008年，有两件大事让中国“提前”走到了世界的前台，那就是北京奥运会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这就给我国的学术理论界提出了迫切的任务，那就是在未来30年，如何尽快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之成为指导国家崛起完成期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引。中国的理论界是否做好准备了呢？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党乃至整个民族，开始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任务在于探索和总结适合中国自己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建立能够支持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理论体系。我觉得这是新世纪头十年中国学术界最想做的事情。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9.7%的增长奇迹，而且没有发生经济和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都可以安然度过。未来30年是中国最终要完成崛起的30年，是否还能继续实现无危机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要打破其他后崛起国家必然遭遇经济金融危机的魔律，就需要理论界发挥自己的智慧，深刻洞察国际经验和教训，分析中国国情，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总结最近30年的发展道路，中国发展模式的开创有三条最核心的经验。首先，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有效吸收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尤其是成功引入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文明的创新思维与效率精神。其次，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潜力和举国体制方面的巨大优势。最后，始终高举制度变革的渐进主义旗帜。既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平衡、包容与和谐的思想精髓。实践经验表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对西方文明的创造性吸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弘扬，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有自己的文化根基，因为社会科学更多的侧重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制度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明沃壤之中才更加坚实而有效。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原则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的金融学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三次重点学科评估中都位居全国前列，肩负着共同推动中国金融学科学发展的重任。金融学虽然是一个国际通设的学科，但是必须根植于自己的文明沃壤之上，才能形成为中国发展服务的金融学科体系。西方的金融学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微观金融上面，比如开发金融产品定价的数学模型、研究针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技术等。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逐渐丧失了金融管理的宏观视野，他们甚至不承认美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属于金融学的范畴。中国金融学界的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金融学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子，一定要把宏观金融学和微观金融学融合成一个大金融学科来发展，将宏观金融管理和微观金融技术有机结合，这样才是金融学科未来健康发展的方向，中国才能依此构建起强健的现代金融体系。

　　过去十年，金融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因为改革开放对金融发展的迫切要求，包括银行体系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金融学变为一门显学。第二，逐渐明确了学科发展方向，把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结合起来，发展符合中国实际的金融学。第三，吸引一批海外归国人员回到国内金融学界，同时坚持以我为主，没有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新世纪，我们坚持以我为主引进西方的东西，现在看来这条路是正确的；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也反过来证明新世纪中国金融学术十年走过的道路是正确的。

　　郝雨凡：只有充分国际化才能真正本土化

　　人文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和民族崛起最重要的智力支撑和推动力量，其重要性不亚于自然科学。在发达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被普遍认为是推动人类发展的三个超级领域。

　　中国的人文传统深厚，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则先天不足，早期起步受到相当的历史局限，后又经历了近百年的艰难挣扎。经过30年开放和引进，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在中国越来越受到广泛的认可，学术队伍已初步成型，学术体制和组织形式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尤其近十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学术国际化程度明显提升，某些学科领域更出现了能与国际媲美的成果，其发展朝气蓬勃，令人瞩目。但同时，仍有许多问题不容忽视，值得反思。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及学术交流体系的成熟，西方学术成果被大量介绍和引入国内。在中国学术研究与世界快速接轨的同时，学术本土化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很多学者呼吁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倡导在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本土理论创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客观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不可避免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和效用性，人文社会科学体现民族传统和本土特色的确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大程度上也是产出具有生命力和穿透力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源泉。因此，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强调关注本土经验，强调对西方理论的文化局限性保持高度的警醒，强调不能亦步亦趋机械套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现象，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价值。然而，这种态度一旦走向极端，变成一味抵制西方理论，把西方理论都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那么显示出的绝不是成熟的学术品格，而是自卑意义上的消极防卫。更糟糕的是，如果把本土化理解为对西方理论的简单颠覆，无疑将构成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力。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出现了这种情绪。

　　我认为，目前很多源自本土经验的研究成果，最后往往只能简单地证实中国现实不符合西方理论，暂时未能提出自己的理论与之抗衡，更无法与其对话，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可。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与西方理论界的前沿接轨。只有在充分国际化的基础上，才能谈自主性，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我们的自主性和本土化研究，应该是以国际学界既已存在并得到认可的理论方法为前提。

　　此外，也正是由于近十年来对学术本土化的过分强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还出现了普遍的规范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提出学术规范问题。经过多年的“规范化运动”，情况已经有了一些改善。但是，学术界仍有些人忽视遵循基本的学术规范而精心构思自己的“理论”，并乐于把自己的成果形容为前无古人。从这个意义上看，目前中国学术界不是缺少原创，而是原创太多，自由发挥的程度太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交流和对话。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不断摸索，日益积蓄，待土壤丰厚到一定程度，必将出现划时代的大师和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成果。关键是，我们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在追求学术本土化的同时，还需要继续深化学术国际化的程度和高度重视学术规范化的价值。我们应该以更加严肃的态度对待日趋复杂的人和社会，以及研究人与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

　　徐黎丽：十年历程 六大特点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大陆哲学社会科学已经走过十年的历程。十年中，我们在党和政府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项政策支持下，面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科学主义与东方人文主义的融合与冲突、金融危机的挑战与机遇、自然灾害与边疆安全问题的凸现，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呈现出与改革开放前20年不同的六大特点。

　　第一，指导思想的统一性和学术观点的多样性并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我们不仅对解决国内社会问题提供政策建议，而且形成新的指导实践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存在于不同学科及分支之间，也存在于不同学科之间，促使哲学社会科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进一步加强。

　　第二，学术视界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并存。这一时期大陆哲学社会科学界因与世界其他地区交往频率加快、范围扩大而使学术视界更加全球化。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前20年在全球化过程中吸收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及应用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后产生的冲突则使更多的学者强调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和西方知识体系的本土化。这是中国与全球哲学社会科学交流和合作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与世界接轨后的反思与探索。

　　第三，研究内容的广泛性与深入性并存。其广泛性主要体现在涉及从人类起源到如今面临的多种问题；其深入性不仅表现在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不断壮大而使更多的学者长期从事某一问题的研究，而且也表现在对某一问题的理论升华和实践应用。广泛性与深入性在国家层面上的结合，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构建。这是大陆哲学社会科学界解放思想的结果，更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的必然诉求。

　　第四，研究结果的创新性与重复性并存。十年来，中国大陆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各个领域均有创新性成果的产生。如区域经济理论的深化，性别研究的异军突起，金融危机和边疆危机的中国理论、社会阶层理论等等。但也存在大量重复性成果。近年来不断曝光的学术抄袭、剽窃等案例就是学术成果重复性的体现。这与学术体制有关，更与研究者的修养有关。

　　第五，知识体系学科化与解决问题跨学科化并存。学科细化来源于社会化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但近年来学科内部细化趋势明显。如在人类学领域，除了语言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四大分支外，文化人类学内部则又出现医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等等。但近年来凸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均不能靠哪一门学科单独解决。如边疆问题，必须由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研究解决。

　　第六，研究方法上质化与量化、比较与分析并存。中国大陆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质化方法为主，但近年来面对不断增多的社会问题和对西方量化方法的吸收，已经走上以量化方法采集第一手资料、以质化方法分析和归纳问题的交叉道路。除此之外，历时性比较与共时性比较的范围受全球化影响而不断扩大，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具有客观性。

　　以上六点并存的特点，表明大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正处于理论升华并正确指导实践的过渡时期，它是社会平衡和谐发展的写照，也是局部社会冲突的学术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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