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辉明：应辩证地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应当辩证地处理两者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摇摆于两者之间，而没有很好地将政治与学术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科研实践中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政治与学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完全与政治无关的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哲学社会科学总括着各种意识形式，与自然科学不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法律形式，以及道德、宗教、艺术等思想观念现象。既然它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那么，在阶级存在的情况下，它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某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就其总体和本质而言，它不能不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当今世界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对立，自然也就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现实存在的利益矛盾，必然会产生思想的、政治的分野。这是客观的存在。所以，不能把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问题完全同政治割裂开来，但也不能将两者完全混同起来。

　　政治与学术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因为哲学社会科学有不同的层次性，有的同政治的联系比较直接，有的则比较间接。更为重要的是，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它已经产生便获得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使疏离其由以产生的经济、政治关系而具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和特殊活动规律。它的存在和发展受着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与制约，但决不能将它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更不能用一种去代替另一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思想界的主要偏差，是混淆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夸大政治而贬低学术，用政治冲击学术，模糊政治与学术的界限，有时把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当做政治问题来处理，甚至把学术是非当做了敌我问题，用政治大批判代替了学术批评。思想界存在的这种“左”的思潮，影响了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扭转了这种局面，总结了过去的教训，迎来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应该珍惜这种变化。但是，也要防止出现忽视政治、使学术研究完全脱离政治的倾向。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尤其是在国外敌对势力把意识形态作为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武器的情况下，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只能使我们自己解除精神武装。实际上，我国当前意识形态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一些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理论观点，如“告别革命”、“政治多元化”和宣传“私有化”等理论观点，都披着学术的外衣在极力扩散。当前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几种社会思潮，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论”，哪一种不带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呢？如果任其泛滥，不仅会危害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而且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产生不良影响。

　　总之，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但又要遵循自身发展的规律。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政治与学术问题，吸取60年来我们在处理两者关系上的经验与教训，防止“左”的或右的偏向，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新的世纪能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黄树民：大陆哲学社会科学应不断顺应时代发展需要

　　谈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始终不能忘记中国目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事实。几乎可以说，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一般都会着重发展应用科学，比如工学、农学、医学这些实用性强的学科，而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视不够。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早期社会关系比较简单，呈现出的社会问题不那么复杂，所以面临的问题也不那么难以处理。

　　早期的、尚未开发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属于一种比较单纯的、简单的、单一性的文化或社会。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复杂性越来越强，一般人不但在生活方式上、想法上越来越呈现更多元的现象，而且整个社会的发展也要经历一个从单元到多元的变化。在一个多元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个人喜好、价值观念越来越不同，需要学会互相协调，相互之间达成一个共同生存的基础，在这个时候，一般发展中国家，就会慢慢注意到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因为这些问题，很多不是像从前那样，用一个很简单的行政命令、一些政策来解决。怎样从一个简单的单元社会走向一个复杂的多元社会？不论在研究工作中，还是在一般的教学上，怎样提升这个社会的一些特质？就会变成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想大陆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早年比较简单、比较一致、比较淳朴的简单社会，发展到现在面临越来越复杂问题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里有些学科很容易受到执政当局的注意。比如说经济学很有价值，因为要发展经济；接下来就注意到社会学，因为可以用来解决社会问题。实际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也都占有很重要很长远的意义，人文学科亦是如此。

　　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中国最近十年来在世界各地投资、发展，有更多国人走出国门到异国工作，但因为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管理方式与当地居民不同，起了一些冲突，有些是比较大的冲突。其实，像这些冲突，假使经过一些学者好好研究的话，是可以用比较缓和的方式来加以疏导、加以处理的。中国现在已经慢慢走向所谓和平崛起，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要接触各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在这种状况下，怎样培养一些能够更有包容性，更能够跟人家和平相处的中国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些问题可能都是以前不会想到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在日程表上出现的问题。

　　比较来讲，像日本跟中国的台湾地区，其实也走过今天大陆所走过的路。日本早年并不重视社会科学，也不重视人文学科，但是等到60年代日本开始往外走，面临到各种问题时，才开始慢慢投入更多资源进入所谓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台湾地区也是在70年代以后，才逐渐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

　　从最近十年二十年来看，大陆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非常健康的。因为从80年代以后，我们看到哲学社会科学在大陆慢慢抬头，慢慢从无到有。最近十年来的发展非常乐观，不但学者人数、研究项目和学科在不断增加，而且水平也越来越高。我想这是非常好的方面。但在另外的方面，怎样在制度上让它继续完整化，我想同样很重要。也就是说，在学术的评介上，在人才的晋用上，不是以人际关系为导向，而是能够慢慢用一些比较客观的标准，摆脱一些人情包袱，摆脱一些不是以学术标准为衡量的做法。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但大概也是大陆在未来五年、十年之内必须很快解决的问题。

　　陈洪：十年中国学术忧乐杂糅

　　大致而言，新世纪头十年的学术生态有这样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总体上有了改进。党和国家对文科有多次表态，明确地讲要把人文社会科学放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同等对待。

　　第二，研究队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老一代学者已基本淡出了学术舞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的那一代人很多也已淡出，而大批的博士和博士后走到了文科研究的第一线。

　　第三，科研管理体制及有关政策，对学术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国家对文科的投入明显增加，主管部门各种新的管理举措和活动层出不穷，比如教育部的文科科研基地，各类的攻关、招标课题，特别是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课题项目大幅增加等，在组织文科研究队伍，提高文科在学校中的地位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效用。

　　第四，研究强调创新性。在新世纪，从上到下都鼓励创新，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很多场合明确强调研究的原创性。这当然具有强烈的导向性，加强了管理部门以及学界的创新意识。

　　第五，研究的团队意识增强。以团队合作的方式承担综合性的研究项目，这与各方面对重大课题的设计、设立直接相关。这种情况有助于一些青年学者早些介入重要问题的研究，一定程度改善他们的研究条件。同时也改变学者一定程度上“老死不相往来”的单干状况。这也是不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研究的地方。

　　另外，在新世纪全球化背景下，有关领导部门顺应潮流，提倡学术研究要有世界眼光，要将学术成果推向世界。虽然现在这方面工作的影响还不够大，但已经开始。另外，在新技术背景下，大量的数据库和检索系统产生，使得研究的手段更丰富，研究的效率得到提高。

　　但是，新世纪的学术研究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课题设计存在两个极端。一是研究课题宏大化，好像题目越大、部头越大，就越有气魄、越有价值。有的研究项目很宏阔，但学理依据不足，投入很多，虽然在验收时能拿出数十本著作，但实际经不起推敲。一味地追求大题目，而不肯扎实地在地基上下功夫，这对学术进展没有好处。另一个极端则是题目的琐屑化。传统的研究领域不容易找到新的课题，但大的范式又没有更新，有的研究者往往在犄角旮旯里寻找题目，只要能凑出一篇文章，而不问文章本身研究了什么，提供了什么新的认识，在思想上有什么价值和启发等。这两种趋势看似相反，其实都是由于学术本身的价值被忽略了。

　　第二，我们缺少一个良好的、积极的、有效的学术批评和讨论机制，也缺少一种与学术研究有关的管理决策的问责机制。现在很少见到比较严肃的学术讨论和争论。因为要评奖，大家都互相吹捧。在20世纪80年代，还能时常读到真诚指出问题、提出建议的书评，作者也能宽容地将书评发表。现在更为多见的则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一碰就跳。

　　第三，新世纪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学术界和媒体互动频繁，这在某些方面助长了学界的浮躁风气。如某些媒体的名牌节目以学术的面貌出现，但骨子里都是大众通俗文化。学术从根本上说是小众的而非大众的，媒体把大众传媒的内容披上学术的外衣，虽然能让民众关心某些学术话题，但更多导致了公众的片面理解。而媒体“一夜成名”的魔力，也对学界造成了不小的诱惑。

　　Edward Friedman：国际关系理论应用共同话语解释地区性

　　当我第一次读到一位中国分析家写的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时，我深不以为然（在下文，我会解释我错了）。我心想，理解国际关系的路径，如现实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和建构主义是众所周知普遍适用的。

　　我错误且不以为然地认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如今天的中国或过去的英国）想在重新认识世界力量的基础上，看到自身在文化上的崛起，这也许是非常自然的。但显然，那是狭隘的、本土主义的、大国沙文主义或其他某种形式地区非理性的想法。

　　于是，我阅读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材料，并更多地思考如何建立一种对所有民族均适用的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当欧洲崛起时，欧洲人在努力理解国际关系的机理，他们为何不能跳出狭隘的观念，而把欧洲的特殊性视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所有的崛起大国都具有同样的狂妄心态。但毕竟，不难看出，当欧洲人在谈论搭大国便车或谋求大国制衡这一历史问题时，答案往往是非此即彼。也就是说，你只有敌友两种选择，一国非敌即友。比如夹在俄德两国之间的波兰不能既想搭德国便车又想通过俄国制衡德国。

　　很显然，这不适用于中国及其地区邻国——中亚、东南亚、南亚、东亚和东北亚。如蒙古、尼泊尔或新加坡这些国家都希望最大程度地参与中国的经济，并从中国经济崛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动力中获益。这很自然。

　　但与此同时，从来没有一个弱小国家完全信任一个强大国家。因此，作为世界大国中国的邻国，那些小国也通过求助于制衡性大国来对冲风险。与欧洲弱国要么寻求制衡，要么搭大国便车有所不同，在中国周边，邻国同时用这两手。

　　为了建立一种真正普适的国际关系理论，人们应当——正如主张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者所建议的那样——解构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常以普适的面目出现。但是，其目标不应是以“中国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若不然，将无任何进步可言。

　　建立一种新的、更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应当是把那些看似欧洲的、中国的和其他具体国家的理论整合进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中，用共同话语来解释地区特性。一个分析家如果继续从欧洲的特殊性来总结规律，而不了解中国多元的地区主义与之有何不同，便无法实现该目标。这可能也意味着，巴西及其邻国，乃至南非及其邻国也有其自己的特性。只有充分理解全球多样性，一种真正普适的国际关系理论才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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