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探索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话语体系

　　我对于“话语体系”问题缺乏研究，这里讲一点粗浅认识。首先，我所理解的“学术话语体系”是有关学术思想、研究理念与方法、范畴或概念的运用及关于研究内容的解说，以至于文字表述的风格和特点等几个方面的结合。因此，所谓学术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一时代的学术面貌和学术走向的趋势。其次，所谓学术话语体系，虽然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它在学术史上是久已存在的学术现象。因此，它是变动的、发展的。换言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话语体系，从而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学术风貌。当然，不同时代的学术话语体系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其间存在着传承延续和相因相革的历史联系。再次，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学术话语体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因而也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它总是在不断吸收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学术话语中的某些有益的东西，用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

　　总的说来，学术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面貌及其走向，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有内在的历史联系与新的创造，又有内在和外在的沟通与借鉴。准此，则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似亦应循着这一路径前行。

　　应当指出的是，关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作为第一步，是否可以考虑在一个大致相同或相近的理论、方法论指导之下，各个不同的学术领域探索自身的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第二步，各个不同学术领域的话语体系之间，有一个相互借鉴、吸收的过程，使自身得以提高，并形成某种共识和融合的趋势。第三步，在此基础上，提升和概括出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的基本理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从局部走向全局的过程，也是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回到具体的过程。

　　这里，我想结合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谈谈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之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史学具备了良好的条件：其一，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理论遗产；其二，20世纪的百年中，中国史学积累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其三，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推动下，中国史学在关注和借鉴外国史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毋庸讳言，在历史学的理论研究话语体系建构方面，也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史学工作者一般多注重于具体的实证研究，对历史学的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缺乏足够的自觉意识；二是历史学的理论所包含的关于客观历史运动的理论和关于历史学学科自身发展的理论，在许多学术论著中尚缺乏清晰的界定，从而造成研究上的困难；三是古代理论遗产和当代理论成果的联系与创新的关系，尚须进行深入的探索。

　　我就存在的问题发表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与同行们共同切磋。

　　第一，关于理论自觉的问题。这里说的理论自觉，是指史学工作者关于重视历史学的理论研究的自觉意识而言。历史研究以史料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不仅对历史的解释需要理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门学科，它自身的建设尤其需要理论。而这种建设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不断地更新和创造，以推动本学科的继续前进。这就表明历史学的理论建设不是仅仅依靠少数致力于理论研究的人就能胜任的，它同时需要致力于实证研究的人从自己的研究中概括出新的理论，以充实、提高原有的理论认识。在这方面，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白寿彝等老一辈学者为我们树立了理论自觉的榜样。

　　第二，关于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别和联系问题。在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基本的范畴或概念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理论领域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前者是人们关于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后者是人们关于历史学学科发展的认识，两者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毕竟不是同一个研究对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史学工作者开始注意到它们的区别，并从史学发展上对两者进行区分，同时也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然而时至今日，史学界关于两者的混淆仍普遍存在，这势必造成概念上的混乱，进而影响到本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此类问题还有一些，但这是带有全局性的主要问题之一，不能不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

　　第三，关于古代史学理论遗产同现代史学理论成果的结合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理论遗产，需要史学工作者认真发掘、梳理、阐发，并把它同当代史学的理论成果结合起来，以形成历史学在理论领域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例如，在历史理论方面，古老的穷变通久的思想，天人关系、古今关系，时、势、理、道等范畴的探讨及其在解释历史中的运用，包含着朴素的唯物思想、辩证思想、进化观念，其中有些范畴和概念是可以用来丰富当今中国史学的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又如，在史学理论方面，从孔、孟论事、文、义到司马迁评《春秋》、继《春秋》、“成一家之言”的认识和实践；从范晔论史论的社会价值到刘知几写出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从宋人吴缜论事实、褒贬、文采撰史三要素、郑樵论撰史的“会通”之道、“会通”之旨到马端临论历史文献的历史和价值；从明人王世贞论国史、野史、家史的得失利弊到清人章学诚对史学理论的近于全面而深入的论述等，其中包含了许多思想观念、范畴术语、方法论原则，可与当代史学理论相通、交融，成为当今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极其重要的资源。再如，在史家修养方面，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和章学诚提出史德作补充并对才、学、识作了新的深入的阐发，则显示出中国史家的境界和风采，影响所及，直至于今。凡此，都是中国史学的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元素。在这方面，何兆武先生在他主编的译著《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代西方史学论著选》的序文中，开宗明义，把古今中外的学术话语联系起来，给我们很多启发。

　　探索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考虑到中国国情的特点，也要考虑到学术史自身的发展轨迹；既要勇于创新，提出新的见解，又要关注学科本身的全局以至于中国学术的全局。它的根本任务和总目标的出发点，不在于阐发个人的某种学术观点，更不是为了在学术上标新立异，而在于积极规划本学科乃至中国学术的前景和未来。从历史学学科来说，试图以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概念、一个历史年代来建构某种话语体系，那也只有在顾及上述原则之后作为一种标志提出来，才有其学术意义。因此，不论是学科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还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都有必要注意到古今会通、中外会通、前贤学术成果与当代学术走向会通，从而使这一学术话语体系既反映出时代精神，又包含着历史底蕴，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视野。

　　李伯重：国际背景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话语体系之建构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话语体系转换，这些转换都发生在特定的国际背景之下。今天我们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时候，也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建构新的话语体系的问题。

　　虽然我国很早就出现“食货之学”，但是我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却是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传入以后才出现的。梁启超于1903年发表了著名的《新史学》，倡言“史界革命”，号召创立新史学。在梁氏关于“新史学”的设想中，社会经济史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场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具有重大影响，使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了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已形成，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从日本和西方传来的，因此整个话语体系具有明显的国际色彩。在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都采用了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学术话语，如“地主制”、“庄园制”、“农村公社”乃至“阶级”、“封建制”、“资本主义”等关键概念。连最为强调实证史学的胡适也承认：“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出路。”同时，中国传统的“食货学”和乾嘉学派以及西方历史主义史学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也依然可见。因此，在当时社会经济史学的主流话语体系中，可以看到外来的和传统的话语成分，从而形成了一种“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新话语体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全面引入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坛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史学的发展具有巨大贡献，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界的主要敌人波普尔也说：“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严肃的经济史”，因此“马克思对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强调经济条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这可以说完全扭转了先前历史学家的观念”。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高度强调“历史上的小人物”、“农民”、“奴隶”所起的作用，从而推动中国史学完成了从精英史到民众史的结构性转换。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导致社会经济史研究在话语体系方面的巨大转变。唯物史观成了指导理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等概念，成为社会经济史学话语体系的基石。这种话语体系，使得社会经济史学得以在一个具有高度逻辑性和高度统一性的分析架构中进行。

　　但在此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中的一点是对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成就，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同时逐渐陷入自我封闭状态，对国外社会经济史学的新进展既缺乏了解，又盲目排斥。到了“文革”时期，这种倾向更发展到极端，极大地伤害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此开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前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思想空前活跃，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在理论方法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模式，进行广泛探索，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向。随着对外开放的开展，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大量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迅速引入我国社会经济史学坛。现代主义、科学主义、新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以及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都被引入用到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与此同时，体现考证史学传统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也得到复兴。这些，空前地丰富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话语，同时也使得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出现了一些冲突。

　　我国的经济史学在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三个部分，即1949年以前居于主流地位的历史主义史学传统，1949年以后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1978年以后形成的多元化史学传统。这三个传统都是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宝贵财富。虽然它们研究的对象各有侧重，研究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但是它们也有明显的共同点，而且在主要方面具有充分的互补性。三者结合，形成今天我国的社会经济史学的传统。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史学，就只能以此为基础。

　　同时，如前所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从萌芽到今天的巨大变化，一直发生在国际学术变化的大背景之下。在今天，只有主动地投入国际化，才能进入国际主流学术，从中汲取我们所需要的学术资源。国际社会经济史学的主流学术本身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具有西方渊源与西方背景；但另一方面，它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在不断地“科学化”，而真正的科学化意味着要超越西方的局限。由于国际主流学术具有这种两重性，因此正确的态度在扬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采用西方学术发展出来的各种合理的理论方法，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客观地进行研究，使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融入国际主流学术，成为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通过对其不合理部分进行改进，也推动国际主流学术的进步。

　　因此，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既珍视我国的社会经济史学传统，又积极投入国际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社会经济史学。在此前提下，我们将建构一种能够包含以上三个传统优点的话语体系，既能顺应国际化的潮流，又能体现“中国特色”，从而使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能够在国际主流学术中取得与我国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相符的位置。

　　先巴：“和而不同”——建构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当代话语

　　有学者提出，在应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方面，应该发掘和梳理我们自身的传统，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在全球性对话和现代性嬗变的双重维度中，当代中国学术话语正在进行新的建构。这一点在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

　　20世纪末，中国思想文化界曾提出过“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并认为“和合”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哲学概念和文化概念，中华文化的精华就是“和”。在民族学和民族史研究中，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今天，“和谐”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最强烈的时代呼声。追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和”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具有悠久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维系千年不辍的文化基础。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都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中国民族史（或称中国少数民族史）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认同的客观趋势。

　　关于中国民族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学界尚存在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现代民族史学初创于20世纪30年代。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理论范式的影响。民族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成为可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族史学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大致经过了两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66年，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至今。

　　在第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民族识别工作中开展的大规模的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的调查。这项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先后有近1700人参加，调查的成果就是由国家民委组织出版的五套丛书，共计403册，8000万字，可谓是中国民族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当时各民族自报的400多个族称，逐一进行分析和研究，最后识别出55个少数民族。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中国民族史的学术体系，就是在为各少数民族编写“简史”、“简志”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民族识别工作还存在着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民族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迫中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研究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史在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交叉中，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民族关系史、历代民族政策、民族文化史、民族社会经济史等等。随着这些新领域的开拓，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的研究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重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世纪之交，“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已经成为民族学、人类学和民族史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话语。

　　历史上，中华各民族间既有中央王朝的“海纳百川”，也有“四夷”的内向“汇流”，乃至“入主中原”。在这种复杂的民族互动中，形成了诸如“藏彝走廊”、“河曲走廊”、“岭南走廊”等许多“民族走廊”。费孝通、李绍明等学者认为，深入研究这些“民族走廊”，成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历史与现状的新路径。2003年，费老给“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指出：“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上，针对世界格局提出了‘文化自觉’的说法。‘文化自觉’，指的是认识和处理文化关系的一种思想方法，它追求的境界是文化之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展望新世纪的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研究，我们能看到这些学科所承担的，正是‘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在‘藏彝走廊’展开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通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对于我们从特定地区内部认识‘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接触历史与现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我们担当‘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也同等重要。”历史是我们衡量“现在”的尺度，愿我们的民族史研究在文化自觉中，为弘扬“和而不同”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童庆炳：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从哪里来

　　新时期以来的30年中，文学理论界为了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从中国文艺发展实际出发，向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艺理论（特别是西方当代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和中国现代文论传统寻找理论资源，加以融合创造，逐渐形成了中国当代文论的一些新鲜话语，取得了与时代同步的成果。如我们摒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带有“左”的印迹的话语，为文学理论的研究扫清了道路；提出了文学人性基础论，改变了过去的简单的文学阶级论；提出了文学的主体性，改变了过去的机械的反映论；提出了文学“向内转”，改变了文学单一“向外转”；提出了文学审美特征论，取代了过去的文学形象特征论；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改变了过去的非诗意的社会反映论；提出了“新理论精神”、“文化诗学”等，批判商业化出现所引起的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提出生态批评，力图回应现实的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了文学性在大众文化中蔓延的观点，力求扩大文艺学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完整的文体论、叙述学，完善了过去的零散的技巧说……应该说，30年来文学理论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是老中青三代理论家的心血凝结而成的，应该加以充分肯定。在这30年间所形成的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鲜话语，将成为建设新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更完整的文学理论话语重要基础。我不太同意现在一些学者的做法，为了创新、突进前沿，就首先拿新时期30年提出的一些新说“开刀”，似乎只有打倒这些曾经发生了影响并继续发生影响的理论，才能推出新理论。“后新时期”只能是“新时期”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继续，而不是倒退，更不是简单否定。这种前后的承继关系一定要处理好，我们新的出发才有一个清晰的起跑线。

　　是的，现在的社会情况，包括文学活动的情况，与新时期开始的30年已经大不相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强大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社会面貌也焕然一新。但随之而来的是大家都深切感觉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文学活动的情况也发生重大改变，由于电子媒介的鹊起、大众文化的泛滥，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虽然文学创作的数量很多，但质量下降。读者把阅读文学的热情，投入到电视剧之类的大众文化中去。连教学和研究文学理论的教师、研究者，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也很少，有的干脆就不再阅读文学作品。你研究的是文学理论，却不阅读新出现的文学作品，这种情况是严重的。更严重的是，有的学者只顾阅读西方学者的论著，把一些与中国的国情相距甚远的理论拿过来，照抄照搬，大肆宣扬，以为这就是理论“创新”了。还有一种学者，不顾中国的国情，硬要去碰目前情况下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是非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这是危险的。此种情况若不改变，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就难以形成。我们需要明确，我们是在建设文艺学这个学科，而不是借文艺学的所谓“话语”去搞非学科的问题。我们根本解决不了那些问题，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么“十个有十个是要失败”的。

　　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从哪里来？只能从中国当下的文艺实际情况中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对于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发表了很多言论，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去寻找和创造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毛泽东说：“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当下，对中国文艺学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摸清楚当前中国文艺创作的现状，有哪些成绩，又有哪些问题。这就需要对当下的文艺创作有一个系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那些成功的创作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把握，提出具有创新意涵的理论形态来。对于问题更需要具体的研究，寻找出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揭示这种问题的实质，弄清楚种种问题的联系，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案。只有在这种针对当下文艺实际的深刻理论总结和具体研究中，在对话和争论中，才能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

　　艾昕 晁天义 焦兵 王玉 郑飞 褚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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