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切中中国现实，凸显批判方法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发起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当代建构”的讨论，在当今中国的学术发展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看来，它意味着开启一种坚定的自觉，即对于自身学术话语体系的反省性的自觉。这种自觉必定一方面是批评性的——它要求批评性地检讨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另一方面则是建设性的——它要求建设性地引导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唯经此二途，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始能够逐渐摆脱它对于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就像19世纪末的“历史科学”开始摆脱它对于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并从而提出其本己的“自律性”要求一样。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并不是一个表面的、纯粹形式的议题。换言之，它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某种语文学或术语学的问题（虽然这样的问题也是存在的）。按其本性来说，这个议题具有“实体性”的内容，它提示着并且要求深入于这样的内容之中。因此，这个议题的核心点在于：当今中国的学术话语如何能够真正契合、切近和开启这种“实体性”的内容本身，并从而使这样的内容以学术的方式被课题化。

　　这里所谓的“实体性”内容是指什么呢？大致说来，它是指当今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即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所形成的问题和经验。不仅如此，由于这样的问题和经验总是深深地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并依此定向而被构成，所以，关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当代建构的全部探讨最终都不能不归结为“社会现实”这个主题，即归结为：这样的现实是被揭示出来呢？还是被掩盖起来？由此便形成一个基本的尺度，依循这一尺度方始能够对学术话语进行必要的权衡，并对其体系之建构作出实质性的定向。

　　我们时下所面临的学术话语问题不仅非常广泛，而且似乎还在不断涌现。我们能够意识到中医学和西医学对话的高度困难，因为——举例来说——两者所谓的心、肝、脾、胃、肾等等所指称者不仅根本不同，而且是在全然相异的思想体系中被规定的。当有的学者把中国传统哲学的“天”定义为“超越的、形而上学的实体”时，这样的定义也开始变得非常可疑了。如果撇开传统的思想而论及当今的事情，问题就表现得更为复杂。因为在这里，似乎任何一个事物都会牵扯到古今、中西之辨，任何一个名称、定义都会牵扯到整个相异的理论体系，从而任何一个问题都会牵扯到实际上更加错综的纠结。这是一种挑战，这样的挑战还会长期存在。事实上，正是这种挑战把我们引导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当代建构”的任务上来的。

　　如前所述，这个任务的真正核心乃是揭示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之所以特别地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并不是技术性质的，也不是能够通过某种人为的设计来进行安排的。如果把它当做一种理智的技术设计来想象、来操作，那么这几乎必错无疑。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肯定与此不同，它首先是思想的事情，而真正的思想总以切中现实为旨归。就此而论，则这一建构任务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和障碍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外部反思”。从属于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从来不能真正地深入于内容本身，它只是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仅仅知道把抽象的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应当承认，当今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这种“外部反思”的语境中。由于抽象的外部反思不可能揭示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所以它不是开启思想而只是阻断思想——使思想完全停滞下来。在社会现实被遮蔽起来的情况下，所谓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也就陷入了晦暗之中。然而，如果没有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将在何处措其手足呢？这难道不是意味着它连自己的研究对象都要丧失殆尽吗？在这样的情形下，也就谈不上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了，因为这里已不复存在真正的话语问题了。

　　由此便显示出批判方法的绝对重要性。“批判”之最简要、最基本的含义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黑格尔说，什么叫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就是不接受非经审查其前提的思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做的工作无非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前提和历史界限。虽然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立场“截然相反”，但他们都试图通过批判的方法使研究深入到“社会现实”之中。外部反思的观点是完全非批判的，由于它从未真正触动并深入到现实的内容之中，所以它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的现实前提和界限是根本无知的。而当这种无知被当成是“良知”时，社会科学的研究便不得不屈从于完全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科学而言，批判一事的根本重要性就在于：舍此便不可能揭示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从而便不可能再来构成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例如，众所周知，作为西方现代世界之本质根据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原子个人”——它是以抽象的“人格”或“人格性”（personality）为基准的，并且从文化上来说是一千多年基督教教化的产物。如果我们依照此例而不假思索地来谈论当今中国的“个人”，并把它当做研究的自然前提，而不是使之进入到真正的批判性分析之中，那么，这样的“个人”似乎就被理所当然地附会于近代西方的“自我意识”，并与康德意义上的“法权主体”和“道德主体”没有分别了。然而，我们能够指望这样的“主体”由于一个漫不经心的用词就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中国吗？我们能够指望在完全未经澄清前提的脆弱基础上来建造社会科学研究的庞大建筑吗？最后，我们能够指望非批判的、外部反思的观点有能力开辟出一条理解社会现实的道路吗？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首先体现为一项思想的任务，这项任务的主旨就是揭示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如果说，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将特别地倚重批判的方法，那么，实现这一任务的路径——例如“学习”、“研究”、“对话”等等——就不能不是批判性的。然而，就学术的总体来说，无论是批判的方法本身，还是批判性的学习、研究和对话，归根到底都服从于切中社会现实这一主旨。唯因这一主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方始成为一项具有原则高度和内容深刻的任务。至于这种话语体系的形式方面，我们可以在贯彻上述思想任务的同时期待它自行造成。晚年海德格尔意识到，自铸新词是无益的，他还引证威廉·冯·洪堡的话说：“一个民族也许可以通过内在澄明与对外部境况的守护，给予它所继承的语言另一种形式，以至于它借此完全变成了另一种崭新的语言。”

　　张康之：超越工业社会的话语体系

　　话语是有历史性的，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拥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的话语体系。在农业社会，整个话语体系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渗透着等级关系。到了工业社会——特别是由于18世纪启蒙思想家在提出了人权的问题时也把个人放置到了思想的中心，由于思考和观察世界从个人出发，也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而出现了所谓个体与整体关系问题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个体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两大话语体系。审视近代以来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几乎所有的学术作品都要么从个体主义的视角出发，要么从整体主义的视角出发去进行思想和理论阐释，只不过有些学术作品更为直接一些，而有些学术作品表现得较为隐蔽而已。而到了20世纪后期，当人类开始后工业化进程的时候，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现象，而我们所拥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依然是要把新的社会发展现实和新的历史现象纳入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去，这就显现出了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比如，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果被强行纳入整体主义及个体主义的话语体系中，都显得非常勉强。特别是对于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无论是在新自由主义还是在凯恩斯主义的视角中，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其实，人类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当前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是属于后工业化推展出来的，它意味着我们囿于工业社会的话语体系是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更不用说找到科学的应对方案了。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超越的是人类在工业社会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所要建构的是后工业社会的话语体系。比如，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一些在全球蔓延的流行性疾病，需要的是全球合作的行动，而不是简单地从整体的视角还是个体的视角出发的问题了。后工业化所推展出来的是人类合作的价值，而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话语无法表达这种合作形态。所以，如果希望深入到对人们之间合作关系的把握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合作形态的认识和理解，就需要建构起属于合作社会的话语体系。

　　显而易见，近代社会的分化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是以两种话语体系的形式出现的：一种是在个体主义的立场上建立起的话语体系，另一种则是在整体主义的立场上建立起来的话语体系。这两种话语体系在世界观、方法论、社会改造的途径以及制度建设的方案上，都走上了对立的方向。近代以来的工业社会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叹的，然而在工业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中，由两种对立的话语体系所造成的冲突也是一个必须予以正视的方面。也就是说，近代以来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正是在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两种话语体系下展开的，根据这两种话语体系所代表的理论取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制度方案和行为模式建构方案。总的说来，整体主义的理论取向在实践中表现得不是很成功，而个体主义理论取向在制度设计和行为模式上均进行了相当建构。因而，整个世界的几乎全部人类社会生活都被置于一种竞争的行为模式之中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制度框架也无非是出于服务于竞争和规范竞争的需要的。只要人的行为模式是属于竞争性的，人们就会倾向于把他人作为竞争目标的工具来看待。无论是整体主义还是个体主义话语，都服务于竞争的行为模式。

　　近代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表明，如果人们在静态的研究中去提出解释框架或作出制度的、组织的或生活模式的设计，就必然会坠入要么整体主义要么个体主义的窠臼，所以形成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两种话语体系。其实，对社会的考察特别是出于制度、组织或生活模式建构的目的而进行的考察，必须针对具体的领域作出，在宏观层面上，应当针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不同而作出。而且，要根据人类历史所处的特定阶段来思考社会建构的原则。在工业社会中，私人领域的建构原则必须被放置在个体主义的基点上，需要根据个体主义的精神进行制度和组织模式设计；公共领域则恰恰相反，需要沿着整体主义的思路去谋求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当工业社会开始进入自我否定、自我放逐的历史进程的时候，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原有界线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原则也出现了向边缘化方向运动的倾向。这个时候，就需要寻求新的社会建构原则的支持。当然，在整个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界并不会完全消失，私人领域的一切自我建构活动都还需要以捍卫和遵从个体主义原则为前提，而公共领域则会成为迈向新的历史时代的先锋领域，它将率先自觉地扬弃工业社会的自我建构原则，把整体主义看做一个可以加以超越的传统原则。瞻望后工业化的前进趋势，公共领域将会根据合作理念去自觉增强社会构成的有机性。这样一来，当我们去对公共领域的制度、体制和组织模式进行设计和建构时，所看到的既不是个体的人的行动，也不是整体的人的行动，而是它们之间的合作互动。对于行动意义上的合作互动，从个体的意义和整体的意义上都不能作出合理的元解释，只有在行动的规范意义上才能理解合作互动的行为赖以发生的基础。

　　但是，后工业化进程中所提出的合作要求却没有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持，所以，我们才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西方国家开始谋求与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合作，但是，这种危机稍有缓解的迹象，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去思考如何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结束的时候能够获得社会常态发展中的制动权。因而，从2009年八九月份开始，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已经开始不断地使用一些“小动作”去破坏合作。其实这是非常有害的，它可能会大大延缓人类走出金融危机的步伐。这说明，面对全球性的危机，人类会生成合作意识，会有合作冲动，但这种意识并没有转化成一种稳定的观念，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工业社会的竞争观念所支配。因而，对于当代学者而言，站在后工业社会的起点上去建构一种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全新的话语体系，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Binod Singh：英语霸权之后

　　近年来，在国际权力结构变化中，中国的崛起颇引人注目。中国更加开放，并作为“利益相关者”更主动地发挥其影响力。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两难问题，语言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中文是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在世界各个领域包括学术界交流中，毫无疑问英语是强势语言，在话语权方面占了绝对优势。

　　毋庸置疑，在世界各地区和不同领域的交流中，话语优势很关键。当前，英语可以说占据着绝对的话语优势，而以其他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与思想往往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得以传播。目前，美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速度最快，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同时也得益于英语是美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又如，印度甘地的哲学思想比中国老子和孟子的思想更为世界所熟悉，这并不是因为甘地比老子或孟子更伟大，但在甘地更广为人知中的各个因素中，语言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语言在传递思想、促进交流与沟通中，其力量不可小觑。中国古代经典思想等佳作，很难被非常准确地翻译成另一门语言，更难谈得上传神了，这造成了大部分不掌握汉语的人只能间接地了解这些内容，甚至对这些知识只有耳闻，却没有机会真正接触，当然更谈不上深入了解。

　　在话语优势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思考：一个帝国需要帝国语言吗？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导致其语言在世界上的崛起并成为最为普遍使用的交流工具吗？近代历史上，英国和美国的相继崛起造就了现今英语的霸权地位。那么，作为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群体崛起，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世界各国各民族在交流中，会出现什么新的变化，英语的地位会因此而被削弱吗，或者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语言取而代之，占据话语优势地位？

　　以中国为例，中国在近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其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其发展也几乎从来没有失控过。东亚文化一直以来都以儒家文化为主，兼有佛教文化。新加坡领导人在谈到亚洲智慧和儒家文化时指出，这是东亚文明的宝贵遗产，是东亚国家的家庭价值观的核心部分。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语言比起来，中文可能更占优势，更容易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可，并得到进一步更广范围内的传播和运用。但是，如果将之放在整个世界大范围看，虽然在很多国家都掀起汉语热，但这并不等于中文会成为一门新的占支配地位的语言。

　　此外，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日益频繁，而且获得相关材料的手段和途径也日渐丰富和多样化。除了语言本身的障碍外，更主要的可能是对方希望了解的主观意愿。如果一种文化有足够的吸引力，那么即使它在形式上是以非英语作为载体的，也会得到广泛传播。因此，除了语言本身，一国的软实力也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英语占话语优势的现状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变化，在多元文化的大趋势下，各种语言在世界交流的大平台上占据一席之位，在不断沟通与交流中创造一种能得到更多文化和语言认同的话语可能会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经济一体化的同时，要发展文化的多元化。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英语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在学术领域，英语仍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大部分概念、知识和理论都是在英语的语境下加以讨论，很多成果也需要在英语刊物中得以体现。但是，文化多元化的呼声日益增大，世界正日益向多元多极化趋势发展，这将会促进文化多元化的步伐，希望世界各语言能有更多可以相互沟通的公共话语，开创多语言共同繁荣的新局面。

　　叶自成：用中国的思维方法进行思考

　　中国学习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已经多年，一方面它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了很大进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许多问题。现在，固然需要继续学习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先进成果，因为西方的许多精华我们并没有学到，但也必须对其引发的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这其中主要的问题，一是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同，西方的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难以完全照搬到中国；二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本身也有不少问题。因此，在继续学习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应整理和发掘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并将其用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在长期的农业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的祖先对风雨雷电、大河大山的运行和变化，春夏秋冬四时更替，日升月落的交替运行等自然环境，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分析，不断总结，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自然界变化的基本规律，中华民族的祖先对自然环境的分析和观察最深刻，最仔细入微，也最有感情。而王朝更替、人的生老病死、社会的贫富贵贱的变化，加深了对自然界运行规律的理解，反过来成为指导人们观察人类社会现象的思维。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把民族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现象与自然界的现象和运行进行对比分析，自觉地把天与人的活动进行类比，认为农耕社会中人类的生存与天地运行有紧密关系，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生存发展与天地自然界联系起来，赋予天地运行以人的生命，认为天地万物也有情感和灵魂，又把已经带有人格化的天地运行的规律再反过来指导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认为人类社会应当与自然界完全分开来，而是人类社会应当遵行自然的规律，这样就形成了宇宙、天、地、自然界、人类社会一体的观念，逐渐形成了易经的思维体系。

　　因而，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历史文化会产生差异很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明显。在国际关系领域也有明显的反映，比如，中国领导人在2009年初对非洲的访问，在中国人看来是正常的，但却引起了许多西方媒体的批评，这些媒体认为中国到非洲，要么是试图加强对非洲资源的控制，要么是中国针对西方国家的某种战略行动。而俄罗斯学者莫斯科大学教授考斯科夫在评论西方对中国非洲政策的批评时指出，西方的哲学起源于两希文明，即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强调思辨与法制，对人性本身并不信任，放在国家角度上，就是重视法制，并强调国家间只有绝对的利益，而东方的哲学更多是从人性出发，重视伦理、道德信义、人与人的关系，西方对矛盾的解决，一般是把自己变强，消灭对方。而东方处理问题往往是分解弱化问题或对手，从一种阴阳和谐的立足点去解决。在国家层面，东方对外也因此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往往更多从情义角度去理解和处理与他国的关系。

　　指出人类思维方式的不同特点的意义在于，许多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无法照搬，因为西方思维的人文社会科学环境无法照搬，西方的思维形成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成果，中国的思维形成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内容。所谓中国特色，必须自觉地运用中国的思维，才能形成自己的体系，否则只能跟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后面亦步亦趋，虽然可能也会小有不同，但总体上难脱西方思维的窠臼。

　　总之，用西方的思维思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虽然也有借鉴意义，但其中的问题，一是可能只能跟着西方的思维走，二是用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可能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所以，要形成中国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特色或学派，除了引进和借鉴西方的思维之外，还必须用中国的思维方法来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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