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因全球性金融危机而更显疲态的世界格局中以沛然莫之能御的态势阔步迈进时，一个深刻的学术问题不能不历史地提到中国学者的面前——如何建构一种既能总结中国在漫远艰辛的现代化途程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又能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既承接历史、熔铸传统，又包容世界、指向未来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这是学术之问，是历史之问，也是未来之问。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早在《莱茵报》时期就曾如此揭示过“问题”的历史意义。

　　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刻体认，今年9月23—25日在西北大学召开了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西北大学承办的“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该论坛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为主题，共同探讨当代中国学术理论的研究状况、理论热点和未来发展，推动当代中国学术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黑龙江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机构的学者纷纷对这一议题的重要价值表示赞同，并发表见解。

　　为了把这一问题的讨论继续引向深入，本报又约请了相关专家学者，继续围绕这一话题进行学术讨论。

　　时代场域

　　学术的逻辑与时代的逻辑从来都是一致的。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接受本报采访时就此谈道：“学术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面貌及其走向，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有内在的历史联系与新的创造，又有内在和外在的沟通与借鉴。”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既非纯粹地迷恋于中国灿烂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也非文字游戏式的标新立异，它的使命在于总结中国当下的经验，解决中国当今面临的问题，服务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因此，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于清晰的时代场域，致力于时代精神的中国表达。正如瞿林东所言，探索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工作，“它的根本任务和总目标的出发点，不在于阐发个人的某种学术观点，更不是为了在学术上标新立异，而在于积极规划本学科乃至中国学术的前景和未来”。

　　当前，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狂潮尚未完全消弭，由此而暴露出的制度性危机为世界各国的发展路向提供了严肃的镜鉴，促使世人更加清醒地认识世界、认识自身。西方的社会制度能否被视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已经遭到了严肃的反思和质疑。清醒地认识世界格局，深刻地洞察世界大势，日益成为一种学术话语体系赢得独立的价值和尊严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成立60周年。在这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中，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经验，为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提供了举世罕见的广阔天地和时代场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体认与对中国发展的整体担当而无可置疑地成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旗帜和灵魂。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基于此指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总是指向当今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即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所形成的问题和经验。“不仅如此，由于这样的问题和经验总是深深地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并依此定向而被构成，所以，关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当代建构的全部探讨最终都不能不归结为‘社会现实’这个主题，即归结为：这样的现实是被揭示出来呢，还是被掩盖起来？由此便形成一个基本的尺度，依循这一尺度方始能够对学术话语进行必要的权衡，并对其体系之建构作出实质性的定向。”

　　坐标建构

　　学术建构离不开历史的积淀。缺少历史感的所谓研究是短视的，既不能了解过去，更无法把握未来。真正具有历史感的研究，从来都是以家国天下的博大情怀，建构在国运民魂的休戚存亡之上。真正负责任的学术探索，也从来都是把学术、历史和中国的命运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离开了对后者的焦虑和思考，当代中国学术无以立基。

　　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围绕着文学学科的发展严肃指出：“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从哪里来？只能从中国当下的文艺实际情况中来。”因而，“当下，对中国文艺学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摸清楚当前中国文艺创作的现状，有哪些成绩，又有哪些问题。这就需要对当下的文艺创作有一个系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那些成功的创作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把握，提出具有创新意涵的理论形态来。”

　　世界视野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绝非一项关起国门自娱自乐的学术游戏，它虽然致力于建立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但它还有着更高的学术追求，那就是让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让中华文明巍然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印度学者Binod Singh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道：“英语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在学术领域，英语仍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大部分概念、知识和理论都是在英语的语境下加以讨论，很多成果也需要在英语刊物中得以体现。”但同时，“文化多元化的呼声日益增大，世界正日益向多元多极化趋势发展，这将会促进文化多元化的步伐……开创多语言共同繁荣的新局面。”

　　的确，在全球化和多元化浪潮汹涌而来的当今世界，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必须在提高文化自觉意识的同时，放开胸襟，广纳世界学术成果。正如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在谈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未来建构时所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既珍视我国的社会经济史学传统，又积极投入国际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社会经济史学。”

　　与此同时必须看到，这绝不意味着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想理论，认为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可以包打天下、包治百病。实际上，西方思想理论同样具有本身的局限。中国人民大学张康之教授就此谈道：“到了20世纪后期，当人类开始后工业化进程的时候，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现象，而我们所拥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依然是要把新的社会发展现实和新的历史现象纳入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去，这就显现出了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对于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无论是在新自由主义还是在凯恩斯主义的视角中，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也对记者表示：“现在，固然需要继续学习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先进成果，因为西方的许多精华我们并没有学到，但也必须对其引发的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这其中主要的问题，一是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同，西方的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难以完全照搬到中国；二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本身也有不少问题。因此，在继续学习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应整理和发掘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并将其用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他尤其强调，“必须用中国的思维方法来进行思考。”

　　刻写未来

　　大体说来，在近代西方坚船利炮入侵的民族危亡压力下所完成的从传统学术到近代学术的变迁，构成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第一次重要型构。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学者观察世界、探讨学问的立场、观点、方法为之一新，由此开始了从近代学术到现代学术的学术话语体系第二次重要型构。在全球化、多元化、信息化等趋势日益显明的当代，在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吸引世界目光的今天，也许我们正在经历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第三次重要型构。

　　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一个民族的发奋图强，其背后往往充盈着一种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这种思想文化基础，深刻地拓展了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视阈，开辟了民族国家新的发展空间，昭示了民族国家未来的发展路向。反过来，民族国家的物质发展又为其学术文化的递嬗更新提供了强大的现实依托和实践动力。在这些密切关联中，我们不难窥见学术的力量，不难听到学术思想透过历史的重重帷幕发出的浑厚回声。

　　对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这一问题的完全解答，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数代中国学人的不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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