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崛起，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之一。浙江作家群体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突出之处首先在于阵容壮观，可载入新文学史册的作家就多至百余人。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作家还是现代文学思潮或文学创作的开创者、领衔者。

　　人文传统：地域背景中“人文因素”之重

　　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在“五四”以后的强势崛起与浙江特殊的地理区域类型和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从文化发展的走势看，如果更多地考虑“人文因素”的作用，对于近现代浙江士人更具感召力、产生更直接影响的，当是启蒙传统的现代延续。

　　浙江的启蒙文化思潮始自南宋。南宋定都临安（杭州），这里人文荟萃，又得东南雄厚财富之利，遂显一时文化繁荣之景观。宋明以来，浙江人才辈出、学派林立：由南宋开启的“浙东学派”，创事功学与心学两大体系，确立近代理性所需的务实精神和张扬人的精神主体性的哲学理念，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之先河；至明清之际，集心学之大成的王阳明哲学与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促成了事功学与心学的合流，建构了一种兼具主体精神与事功精神的哲学理论体系，使这里成为当时新思想、新思潮的主要启蒙地区。在此“背景”下，后来走出一个以启蒙为重任的新文学作家群，可谓是历史传统的承续，是文化启蒙思潮蓄势已久的喷发。

　　浙江作家在审视文化、文学思潮时，往往对此地自宋、明以来颇盛的启蒙文化思潮表现出自觉的怀恋与认同。20世纪初，新一代浙江学人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浙江潮》，做出激昂的发问：“浙江省文明之中心点也，吾浙人果能担任其此言乎，抑将力不能胜任，徒为历史羞乎？” 这里所说的文明“中心点”，显然是指从南宋以来的两浙文化传统曾居于“文化中心”地位，表露出新一代浙江学人自觉追踪同乡先哲，油然而生的承传地域文化传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不妨说，带着一种对前贤造就的文化传统的自觉接受意识，应是许多浙江新文学作家紧紧抓住新世纪到来之机运，作一次开拓新文学努力的原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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