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农村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战场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保增长”，“基本矛盾”是“调结构”。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虽有所缓解，但仍属于治标性质。与此同时，“基本矛盾”日益突出，并可能向“主要矛盾”转化。将来一段时期内可能出现“双重主要矛盾”并峙的局面，这种“主要矛盾”与“基本矛盾”的相互转化与并峙，是一个经济哲学的新课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加以探讨和解决。

　　目前，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不平衡，而消费拉动非一日之功，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主要靠投资拉动。在其他拉动方式短期难以奏效的情况下，选择投资拉动，下一步应当考虑六个重点：一是继续投向适度比例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公路交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快小城镇建设；三是继续补民生之课，特别是大补快补环境保护、国民教育、文体旅游、医疗卫生及重大基础配套设施等领域；四是加大科技投入，特别是海洋、极地、外空、国防、生物医学、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等国家创新战略前沿方面的研发投入；五是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原材料等方面的海外投资；六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的生态建设投入，如防沙治沙、植被建设、江湖治理等。

　　1978—2008年，我国GDP总量从3645亿元增加到30万亿元，年均增长9.89%，累计增长15.5倍。在GDP财富积累的同时，也积累了各种结构性矛盾，并集中表现为“十大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发展中的“三驾马车”不平衡（主要以出口和投资拉动，消费不足）；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平衡；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不平衡；发展总量与质量效益不平衡；当前发展与持续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物质文明的发展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不平衡。这“十大不平衡”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期面临的“基本矛盾”。如何解决这些“不平衡”，关乎着我们国家的命运。

　　上述不平衡反映到金融领域，也主要表现为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等十大不平衡。其中，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难题之一。有一句话叫“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正是这个难题的形象比喻。因此，农村应该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主战场。

　　农村金融的问题，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说简单，就是应当建立起一个“市场和政府扶持相结合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体系”。为什么银行的资金流不到农村去，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村还不完全具备市场化的条件，有时候贷得出去，还不回来，或者说是不能够完全还回来。比如说贷100块钱，可能还回90块钱。银行是最典型的商业性机构，它吸收老百姓的储蓄存款，投出去又收不回来，就没法支付老百姓的储蓄存款。而农村问题又是最大的政策性问题。农村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所以，需要为农村金融搭建一座桥梁，简而言之，就是财政补贴10块钱，这样银行资金就可以流到农村去了。财政补贴与财政直接投放不一样，可以产生一个“倍数拉动效应”。

　　解决中国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既要借鉴国际的先进经验，更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就农村金融而言，我在两年前曾经提出一个“九龙治水”的概念，核心还是要发挥农村金融机构主力军的作用，其他方面资金起辅助作用。“九龙治水”，一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主力军作用，二是农业银行要以县域为主上下辐射，三是农业发展银行要扩大业务范围，四是邮政储蓄银行面向农村进行信贷服务，五是鼓励其他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到农村设立机构发展业务，六是支持民间资本到农村投资，七是支持外资到农村投资，八是发挥财政资金的补贴引导作用，九是发挥直接融资对有效益涉农项目的支持作用。

　　庄健：“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将成主基调

　　临近岁末，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我认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可用“内需强劲增长、经济明显复苏、结构调整缓慢、通胀预期增大”24个字予以概括。

　　去年11月9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中国政府果断宣布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为期两年的总额达4万亿的刺激计划，并公布了以“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为核心的十项具体措施。国内需求的强劲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因出口下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探底之后被逐季拉升，形成“V”字形复苏态势。前三季度GDP实际同比增速分别达到6.1%、7.9%和8.9%。目前大多数机构和学者预测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速将接近10%，全年8%的“保增长”任务将超额完成。

　　然而，在“保增长”任务将顺利完成的同时，“调结构”任务的完成情况却远不尽如人意：一是内需中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不仅没有改善，还有恶化的趋势；二是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投资增速超过非国有投资；三是在信贷结构方面，国有及大型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能力普遍增强，而广大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却依然突出；四是在投资快速增长而出口复苏缓慢的环境下，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现象重新抬头；五是由于资源价格改革的步伐缓慢，导致大量高耗能、高污染以及资源消耗型的行业和企业“死灰复燃”，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上述结构问题的存在，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一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量的银行信贷支持。而远超于年初目标的信贷投放和货币供应，在促进内需增长的同时，也推动了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火爆。基于对资产价格快速上涨、银行信贷大幅度扩张以及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等多种因素的考虑，人们对明年通货膨胀的预期已明显增强。对日益上涨的通货膨胀预期，如不采取一些前瞻性的微调措施予以引导和化解，通货膨胀预期就有可能通过各种途径影响需求和成本，导致通货膨胀的提前到来。

　　由此看来，今年以来为完成“扩内需”和“保增长”的任务，我们也付出了大量的成本和代价。在充分肯定“4万亿刺激方案”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由此带来的一些副作用。明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明年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诸多领域的改革进展情况都将为“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总结一年来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经验的基础上确定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大致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估计，明年的大部分时间仍将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实际经济运行情况，提高政策实施的灵活性、主动性、有效性。宏观调控的重点有可能放在“稳定增长”、“调节结构”和“防止通货膨胀”等三个方面，即“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将成为2010年宏观调控的主基调。

　　“稳增长”，就是要巩固目前支撑经济增长的基础，不再追求过高的GDP增长目标（明年的目标有可能继续定在8%），而是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就业的增长和民生的改善，更加注重节能减排和维护生态环境，争取为“十二五”时期的中国经济打下一个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基础。

　　“调结构”，就是要加大改革和调整的力度，真正下大力气改革和调整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和收入结构中那些不合理、不公平、不和谐的部分，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提高效率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防通胀”，就是要充分重视消费物价和资产价格的变化，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手段，适时、适度调节信贷和货币供给增长，有效管理和引导通货膨胀预期，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

　　朱继民：抓住钢铁业发展的主要矛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增大”。明年经济工作把“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确定为主要任务之一。

　　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出来。去年以来，从4万亿元投资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投资拉动带来的资源、环境的代价很大，有很大局限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已刻不容缓。调整经济结构，就是要坚持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效益相统一，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调整到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从依靠投资拉动调整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调整到依靠技术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上，坚持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并重，推进节能减排，抑制过剩产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说到底，就是要使我国经济发展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发展不协调、结构不合理、竞争力不强的状况。

　　目前，我国的钢铁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但就其实质来讲，我国钢铁业属于结构性产能过剩，其中既有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过剩，也有较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高端板材的过剩。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调整结构作为主要任务，对钢铁业发展来说，抓住了存在的主要矛盾，也为首钢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是调整产品结构，抓好京唐钢铁公司的运行和管理。首钢京唐钢铁项目是国务院批复的首钢搬迁的重大项目，也是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重点项目。京唐钢铁厂按照“先进可靠、节省高效、系统优化、集成创新”的原则进行设计和建设，体现了“自主创新、技术先进，装备大型、产品一流，流程紧凑、管理高效， 循环经济、环境清洁”等特点。钢铁厂主体工艺装备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220项，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占2/3以上。在炼铁、炼钢、连铸、轧钢各工序采用一系列自主创新的技术，成为世界上生产周期最短、节能高效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代表世界钢铁工业的先进水平。第一步工程5月21日投入试生产，经过认真组织、精心操作，设备运行基本稳定，基本达到设计产能。按照中央要求，京唐公司将建设成为产品一流、管理一流、环境一流、效益一流、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精品板材生产基地和自主创新的示范工厂，成为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标志性工厂。

　　二是调整钢铁生产布局，打造3000万吨的钢铁集团。把技术改造、压缩落后产能和企业兼并重组三者结合起来，处理好速度与质量、规模与竞争力、扩张与效益的关系。首钢实施兼并重组，不是单纯追求产量，扩张规模，而是把贯彻国家要求与地方淘汰落后产能结合起来；为了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改善首钢的产品结构和产业布局，采用先进经济运行工艺，提高综合竞争能力。首钢优化区域布局、优化产品结构、实施资源战略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新项目建设和跨地区钢铁企业联合重组，到2012年，钢产量达到3000万吨左右，在综合竞争力上可以达到一流企业集团水平。

　　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在北京发展新兴产业。按照北京市产业发展的新要求，钢铁业搬迁后，在北京市大力发展高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业、汽车零部件产业、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总部经济，做好首钢工业区土地开发，积极探索内外产业整合，实现首钢在北京的转型发展，扩大经济总量，提高经济效益，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目前，由首钢控股成立的京西重工有限公司，收购美国德尔福公司的汽车制动和悬架系统业务的资产取得了成功，项目交接签字完成。首钢工业区改造规划正在抓紧完善，先期启动的二通厂动漫游戏城项目已于10月份开工建设。特钢新能源、新材料研发基地项目、古城南路土地开发项目，正在抓紧完成前期工作。

　　郑光兴：“大结构”失衡亟待解决

　　中国经济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2008年，30年来经济发展的特征一是高速发展，GDP年均增长达到10%，二是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日益积累，一直没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结构失衡日益严重。这些问题本应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成就和经验时，着眼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进步，提出切实可行的、长远有效的解决方案，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打断了这一思考。上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也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利民生”，但在2009年的执行中“保增长”成为首要任务，实际执行的效果是“保八”没有问题，但经济增长的90%来自于投资推动，在出口难有回暖、内需和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势下，结构失衡更加严重。

　　投资、出口、内需三者需协调

　　这次经济工作会议如果把“调结构”作为重点的话，实际上应当考虑的是“大结构问题”。这个结构不只是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出口产品结构等，这个结构的核心是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投资、出口、内需在经济增长的比例结构，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结构。为什么这么说？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未来的经济若想获得长远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增长，内需是首要，投资和出口的比例必须适当。大家都知道，中国以往的经济增长是高度的投资、出口拉动型。去年以来，当国际金融危机使出口需求出现大幅萎缩时，中国经济遭受重创。于是，经济的刺激方案企图通过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来实现保增长、保就业。增长保住了，但其中投资占了90%以上，内需依然不振。因此，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投资、出口、内需三者的结构失衡问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

　　扩大内需先要增加收入

　　如何扩大内需？去年以来，配合一揽子经济振兴计划，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但内需增长依然有限。内需不振的根本成因是城乡居民的有效支付能力不足。统计数据表明，近十几年来，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于GDP的增长，GDP的增长又大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对GDP长期倒挂，那么内需对GDP的贡献自然难以持续。因此，GDP增长幅度、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三者的比例失衡是内需不振的根本成因。当然，收入的两极分化、社保体系缺位和不完善、就业不充分也是制约内需的重要因素，但其中的核心是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问题。让人民更多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需要。过度的集聚投资，不仅使投资的边际效用递减，而且加剧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

　　增加民间资本参与可拉动就业

　　中国人口众多，又处于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的高峰期，就业压力巨大。就业不充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就目前来看，中小企业没能摆脱困境，生存和发展困难较大，企业效益低下、开工不足是制约就业的主要成因。这里折射出的结构问题是大型国企与中小民企的比例关系、生存和市场的环境问题等。前者有背景、有钱、有资源，后者无背景、缺钱、少资源。于是，有钱的国企争地当地王，没钱无资源的民企炒股炒楼房。因此，调整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改善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使更多的民间资本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样事关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Clemens Stubbe Qstergaard：刺激政策应涵盖社会安全体系

　　对源于美国的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中国不但反应快且卓有成效，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展了庞大的刺激经济项目。中国所有部门也都十分有效地被调动起来，这一事实阻止并扭转了中国经济增长不断下滑的趋势。而且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系统比西方的合理得多。

　　中国在保持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功，基于其良好的财政状况，这对他国在抗击危机上给予了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是道义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中国政府用事实展示了能够克服经济危机的信心。此外，中国房地产市场再次回暖，中国政府实施的刺激内需政策也逐渐显现出越来越好的效果。中国政府面对金融危机，没有退而求保护主义，在各种行为上都很负责，为有效遏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作出很大贡献。

　　中国政府开展的多项经济刺激项目主要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也很好地避免了工业过大扩张。这些措施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十分重要。然而，我认为在诸如健康、教育、社会安全、科学和技术等方面也需更多投入，刺激项目应该涵盖这些领域。关于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以及宽松的信贷政策，我认为可能存在一些隐患，诸如资产泡沫、地方政府的浪费型投资趋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归到国家使用行政手段而不是通过市场手段，这些存在着一定潜在危险。

　　此外，地区尤其是城乡间的差距，是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但也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增加了很大空间。通过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及福利水平，进一步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很大，而且有着实际需要，这也是“和谐社会”目标的一部分。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如地方压力过大等，这些都将阻碍政策顺利开展。如果这些问题能够通过诸如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改革得到解决，那么中国的经济在2010年会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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