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同三：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关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深刻阐述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主要任务，具体部署了明年的经济工作。学习会议精神后，我有这样几点体会。

　　第一，会议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和重要经验进行了总结。

　　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世界经济遭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严重的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扩散，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世界经济严重衰退，我国外部经济环境急剧恶化。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对外贸易骤然下降，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重重，失业人员大量增加，社会信心受到严重影响。

　　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局势，党中央、国务院见识早、行动快，决策果断、应对从容。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们成功地实现了化挑战为机遇，有效地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态势，率先在全世界实现了经济增长总体回升向好，我国宏观经济正在逐步回到平稳较快增长的轨道上来。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这场重大考验中，我们认识到必须坚持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结合；必须坚持长期发展目标与短期增长目标的有机结合；必须坚持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协调发展；必须坚持改善民生与扩大内需的内在统一。这些经验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认识。

　　第二，会议明确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存在较多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总体来看，随着各国稳定金融和刺激经济增长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如果国际经济金融领域不发生大的意外事件，预计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会好于2009年，国际贸易和投资将呈现恢复性增长，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可能结束衰退。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当前影响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首先，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十分不稳固，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仍然面临许多困难，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经济不会形成强势回升。其次，国际金融体系受损对实体经济的制约依然很大，在深层次上，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机制体制问题也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不能完全排除再度出现局部性金融动荡的可能。

　　明年世界经济运行存在诸多变数，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变化的过程极其复杂。我们对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可过于乐观，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进一步扩大内需，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工作中，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经济回升向好并不等于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形势的根本好转。

　　总之，明年经济发展中不确定、不可预料的因素和“两难”问题增多，各方面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相当敏感，统一认识和政策把握运用的难度增大，这些都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在2010年的经济工作中，必须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反思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严重冲击的原因，总结我们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看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但实质上是对我国亟待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冲击。

　　因此，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必须按照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结合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争取开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姚洋：城镇化——结构调整的牛鼻子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的亮点是把城市化强调起来，将它作为结构调整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提出来。我觉得很高兴，因为很长一段时期内学者们都在呼吁这个问题，中央作出加速城市化的决定，这说明我们的呼吁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

　　调整结构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减少出口依赖，如何减少，需要增加国内消费。以前国家提出要提高农民收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把这个作为重点，而是提出调结构，让农民在城市里生活，把户口问题专门提出来。这意味着中央已经意识到城市化滞后是产业结构调整困难的很重要的原因。由于国内消费上不去，城市化之后，发展服务业和第三产业成为必然，这样就业的比重上去，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或者说不会下降那么快，这样就会提高国内消费，降低出口依赖。我想这个政策是正确的。

　　当然，由于现在还没有对此出台具体的细则，是省内户口开放还是跨省也开放还不得而知。如果省内开放就不涉及教育等问题，如果跨省流动则会涉及教育等其他问题。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调子”很明确，结构调整就是搞城市化，城市化也是促消费的方面，当然也提到产业结构调整，但是言语不详。一方面，提出要“防通胀”，但是表达得不太清楚；另一方面又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显然与“防通胀”有矛盾。

　　中央要放宽中小城市户口限制的精神很明确，然而对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没有透露具体的思路。对这个问题我有两点希望：第一，调整资源价格。现在的价格还不能反映资源产品的实际价格。哥本哈根会议上我们承诺减排，这是好的苗头，往后10年在这方面要做出一些事情。因此，我提倡着力调整要素价格，理顺要素价格。第二，金融业要改革。目前我国的金融业滞后太多，主要是中小银行太少，地方性资本市场缺失，要把这两方面建立起来，使得中小企业的贷款能上去，我们的存款能在国内用起来，地方性的区域经济能发展起来。

　　我国是资本盈余比较充足的国家，账户盈余太多，最重要的是国内的投资没有跟上，为什么盈余这么多？说明银行系统没有起作用，没有把储蓄变成投资。而另一方面，国外投资还滚滚而入。这里说的不是热钱，而是指直接投资，外国投资者源源不断到中国投资实业，这说明中国市场上还是有钱赚。而我们目前多是将钱投资到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产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是银行系统没有把钱带到劳动密集型企业。

　　总的来说，我想明年如果我们再去搞短期的东西就会引起通胀压力。比如再把贷款条件放松，让大家都消费，这样通胀也会上去。还是应该做一些相对“费劲”的工作，比如城镇化，这才是总体经济利好的长远措施。

　　Steen Fryba Christensen：政府高效 目标务实

　　中国政府召开了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强调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大力改善民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之策。中国的这些经济计划都很好，而且也符合中国国情。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已经向世界进一步展示了其能力与实力。

　　中国经济对促进世界其他很多地区的经济也颇有建树。比如，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诸如巴西这样的国家走下坡路的危机。2008年底至2009年初，巴西的经济受到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举步维艰，但是，中国从巴西的进口在此期间出现了显著增加，这对稳定期经济起了直接而有意义的作用。如今，巴西明年的经济展望总体上也呈良好态势，南美洲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有着很强大的实力和后劲，因此也具备了追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目标与途径的能力。

　　中国经济惊人的活力和调整适应能力，吸引了诸多国家对中国的重视。中国在世界的总体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经济不存在任何问题，比如房地产市场。2009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房地产优惠政策，从市场反应看，这些优惠政策对加快市场回暖速度有一定作用，但是过多依靠房地产市场来刺激中国经济这一做法是否存在隐患，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中国政府是否有较好的应对方案？从经验主义角度看，中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是比较出色和有效的。此外，中国政府还应注意保持内外经济的平衡，中国国内市场潜力很大，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简言之，本次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总体目标如改善民生等是务实的，而且政府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政府。

　　袁志刚：调结构促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之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是经济增长动力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一直低迷；二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始终非常严重，农业的劳动力就业数量庞大，沉淀了40%—50%的劳动力数量，但创造的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而服务业创造了40%的产值，比发展中国家50%的平均值还要低；三是产业结构不均衡，制造业发展比重过大。

　　这三个问题都是结构性上的非均衡，只有调结构，中国经济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经济增长效率才会更高，经济才会又快又好地高速发展。

　　当下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体制改革的深化，包括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金融业要彻底深化改革，为中小企业和高科技项目的融资提供便利性。还要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便利性，解决农村土地大规模经营产生的农村土地产权界定和股份合作制等制度性问题。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尽管也提出“调结构”，但由于金融危机影响，经济总需求大幅度下降，保增长成为了第一需求。在4万亿投资计划、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300多个基础设施项目开始上马，大量铁路、高速公路铁路网的建设和民生工程的启动，加上各地配合的地方政府投资和银行金融系统的贷款支持，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带来“国进民退”问题，国有部门承担大部分投入，民间投资不太旺。今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转变发展方式，要调结构，重民生、重内需、重消费，是从民生消费角度提升结构。也只有调结构，才能保持稳定增长。

　　目前的“大干快上”基础设施投入建设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首先中国的人口优势还存在，年轻劳动力数量比较充裕，大量农民工在等待转移。发达国家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劳动力缺乏，启动基础设施比较困难，所以我们要吸取经验教训，把基础设施先做起来。金融危机之后，大宗商品和石油价格开始回落，价格相对平稳，这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来说更是难得的机遇。

　　目前的建设主要是国有部门启动，但这么多基础设施项目最后肯定会通过一个“乘数效应”溢出到民营部门和消费领域。中央提出调结构也符合市场运作规律，事实上市场自身也会调节。

　　此外，大量的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开展为调结构准备了基础。只有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做好了，东部要转移的大量产业才能顺畅地到达中西部。

　　另一方面我国的服务产业比较低下，消费、生产和公共服务三大服务产业支柱中的生产和公共服务比较差。东部地区是否能在这两方面提升，也是此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

　　过去一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今年也是需要的。中国目前就业规模非常大，失业率比较高，大量的农民等待转移，还有每年应届毕业的学生需要就业。但所有这些调结构的前提仍然是必须保持经济高速发展。

　　真正的通货膨胀要从国内外两个方面看。先看国外的大宗商品价格是否上涨，全球经济复苏是否很快，维持是否强劲，如果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那么通胀有可能开始。再看我们自身，目前我国很多产业和部门产能过剩，在这个大背景下，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还不会太明显。但是明年下半年可能会有变化，通过明年上半年的全球经济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贬值，将会提高大宗商品的投机。

　　而明年下半年所有基础设施项目都会开工，达到了一个高需求状态，可能改变过剩的情况，某些瓶颈部门会出现诸如材料等东西的供应短缺。再来看老百姓的预期感，如果经济行为人的预期都非常强烈，大家不存钱，开始大肆消费，也会带来通货膨胀，这会有一点影响，不可能绝对没有。但是近期非常担忧通胀问题还是没有必要的。

　　卡伦斯·斯蒂凡：2009 凸显中国国内市场重要性

　　对全球性的市场需求衰退，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是必然的。但是危机，从机理上来说，却使中国的国内市场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从世界银行对产业形势的数据来分析，中国经济将在最后一季继续补涨，仍然属于高增长的水平。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全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现今的世界经济。目前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高增长的结构性原因在于，国家的外汇储备、劳动力市场以及其他大多数领域在过去取得的巨大进步。

　　2009年，中国在许多方面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例如汽车市场。由于市场潜力巨大，中国仍然在不断吸引国外投资，相对世界其他一些地区而言，中国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是较轻的。大多数国家都在对外贸易方面遭受了衰退。

　　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遇到的困难，大多数欧洲（西欧）国家也遇到过，可以被认为是来自于“补偿性增长”。这种“补偿性增长”的周期被称为“辉煌30年”（如法国），即从二战结束后的30年。

　　在“补偿性增长”时期，组织能力和商业能力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才能。当一个国家达到一个技术边界的时候，原发性（突破性）的创新将变得更加重要，企业的发展需要掌握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对于创新的管理，是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经济将在或远或近的未来遇到同样的问题，这取决于经济所处的领域。很难断言一个具体的期限，有些国家的补偿性增长是30年，但是对于另外一些国家来说不一定，因为生产要素不一样。

　　可持续性增长，是以一种不损坏后代人利益的方式增长。它是一种积极的创新形式，有利于环境保护。有效的能源政策，减少污染排放，恢复水资源的质量。一个有效的环境政策，既需要可操作性，也需要经济效率，就我看来，这些将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臧小伟：经济升级中国准备好了吗？

　　与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表现良好。这主要因为中国经济比其他主要经济体更依赖劳动力和制造业。过去许多学者认为这一点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缺陷，而现在，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缺陷使中国免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可以说，这实际上是中国在全球经济国际分工中的一项比较优势。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学术界看法不一。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应当努力升级它的经济结构。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和投资，收益率低，环境风险高。

　　我们必须记住，中国从1978年就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它一直都不能去做它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为什么？主要原因在于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垄断了当时的制造业市场。那时，虽然中国的劳动力非常便宜，但并未能取代这些亚洲经济体。中国之所以能在世界经济中取得目前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亚洲经济体决定从这些经济区位中撤出来，同时也因为那时候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以及它们均受到1998年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最终，它们在世界经济层级结构中上了一个台阶，填补了西方经济体空出来的位置。

　　因此，要想进行经济升级，中国必须通过激烈的竞争胜过这些经济体。考虑到目前的全球经济环境，这些经济体很可能会维持现状，因为它们无处可去。所以，如果没有一场力搏，它们是不会将这些事关生计的经济区位拱手相让的。

　　为了填补这些亚洲经济体目前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的经济区位，中国准备好放手一搏了吗？在这场竞争中，什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有能与这些亚洲经济体竞争的尖端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和发达的教育体制吗？对于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这些问题是一个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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