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怀旧主义者到进步主义者

　　只凭“共同体—社会”二分法这一贡献，滕尼斯就足以名留社会学学术史。将传统与现代两分，并用一对“理想型”概括的思维方式，滕尼斯之前有梅因的“身份—契约”、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民主制”，之后有涂尔干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雷德菲尔德的“乡民社会—市民社会”、帕森斯的模式变量。作为承前启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共同体—社会”可以作为其他二分法的总括。滕尼斯早于韦伯使用了后来称之为“理想型”的方法原则，这一点在其晚年回忆自己的学术生命时也颇以为荣。

　　以上提到的这一脉传统中的人物对现代性大多抱以乐观，至少是审慎乐观的价值评价，唯滕尼斯以一个典型怀旧主义者的形象为人们所知。但后人往往忽略了他的生平：介入劳工运动、创办基层合作社、晚年直接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选举。他怀念共同体，但承认历史的发展不可逆转；也并没有止于悲叹，而是不懈追求“在社会中重建共同体”。终其一生，他饥渴地寻找志同道合的友谊，试图建立有学术分工而无权力与经济分化的平等学术同仁圈，放下学者身份参与到工会组织和合作社运动中。如果考虑社会活动而不是学术，滕尼斯的参照系或许已不是齐美尔、韦伯，而可以被划归圣西门和马克思的传统。

　　社会学教科书中对滕尼斯保守和悲观形象的描绘来源于《共同体与社会》这本早年著作。他后来的研究多只是实地调查，倒是早年提炼出的这一二分框架经得起岁月的摔打，使人常读常新，但这也遮蔽了他的其他研究以及生平。其实，以早年著作定义其一生的气质并不合适：在此书初版时期（1887年），他给亦师亦友的倾诉对象Paulsen的信中抱怨日渐增长的专制时势和学术圈的伪善，表示自己跌入了对整个现代文明的失望之中；而1898年在另一封信中，他写到，积极参与保护劳工的活动使他多少卸下了文明衰落带来的悲观主义。在工会和合作社中去寻找能够养育“共同体播洒的种子”的土壤，使之不至于死去，在悄无声息中等待重新生长、改变世界的机会。这样的入世态度伴随其一生。

　　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同时，滕尼斯的学术基调也悄然变化。在其陆续写就去世前一年定稿出版的《新时代的精神》中，人们已经能读出对科学、进步、理性观念的礼赞，而这正是他早年曾经批判过的。是否可以这样假设：不是学术本身，而是学术之外的实践使他和他的学术都变得更加积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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