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整理文稿，不经意间发现旧笔记本里夹着一张纸条。就近细看，原来是我雪藏多年的一张借据。日期是1979年11月1日，上面清楚地写着：“今借到互助金（林一安借）人民币壹拾元整……批准人张小军，负责人金晶，借款人金晶代。”张小军和金晶都是当年《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同事，一位是苏俄文学编辑，另一位则是朝鲜文学专家。我明明是借款人，却没有在借据上签字，而由金晶代签；张小军当时也不是什么编辑部的领导，怎么“批准人”下面却赫然签着她的大名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隔整整三十年,这张精心珍藏的借据已经有些破损、发黄；然而凝视着它,一桩温馨的往事好比一股暖流不由得涌上我的心头……

　　1978年春，我由北京外国语学校正式调进《世界文学》编辑部。为了专业工作的方便，编辑部将编辑人员分成苏联东欧组、欧美组、亚非拉组及理论组四个部门。我的专业是西班牙语，被安排负责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我的工作有些特殊，可说是横跨欧美、亚非拉两大板块，但工作重点是拉美文学，所以划归亚非拉组；可又兼管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学，欧美组组长李文俊先生有事就找我去他们组“客串”一番，可谓两头跑龙套。我的顶头上司、亚非拉组组长便是去年逝世的冯秀娟大姐。上述那张借据，实际上就是我为纪念冯大姐对我、对我的家人的一片诚挚情意而刻意保存的。

　　我初到《世界文学》虽说已年过不惑，但起步甚晚，实在根底浅薄，诚惶诚恐。冷眼遍观编辑部诸位，不是像朱海观、李光鉴、高莽、李文俊、苏杭、罗书肆、杨仲德等各位先生般享誉全国的翻译大家，便是似邹荻帆、宗璞等先生一样闻名遐迩的大诗人、大作家；即使是与我年龄相当，甚至比我年轻许多的同事如唐月梅、张佩芬、金志平、郑启吟各位，也都是冯至、陈冰夷先生麾下的精兵强将，一个个才华横溢、成果累累……我初来乍到，白纸一张，只有急起直追、奋力打拼，或者还能对得起我这份来之不易的重要工作，心中着实焦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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