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那年我读初二，后来做工、当兵，再后来成为“工农兵学员”。我能进入学术界、研究中国戏剧史，实在是“误上贼船”。然而“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从1979年读硕士始，迄今已逾30年，看来只能终生吃这碗饭了。

　　“工农兵学员”毕业时我有机会做行政工作，但母校河南大学的一位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了三个字：“教书吧！”这三个字决定了我的一生。但我留校时77、78级已经入校，我怎么敢教他们？只能继续读书，读硕，继而读博。我的硕士生导师李春祥教授有两项研究专长，一是《红楼梦》，二是元杂剧。一次他告诉我说：“今后我不准备研究‘红学’了，你也学戏曲吧。”就这样，他把我领进了古代戏曲研究之门。

　　我的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是古典戏曲研究权威，他指导我校注了明末李玉的“一、人、永、占”四个剧本，后来我又参加了《全元戏曲》的校勘工作，认真通读了大部分元杂剧和南戏作品，能较熟练地使用《太平御览》、《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等工具书，总算有了一点研究古代文学的基础。博士毕业后我留在中山大学，继续在王季思、黄天骥老师的指导下，边工作边学习。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术界呈现一派新气象，其中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蕴含的丰厚潜力最引人注目。首先，作为一种文体，戏曲和诗歌、散文、小说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她必须在舞台上演出才能最终完成。而长期以来，我们只是把戏曲作为一种叙事文学来研究的，在演出形态上，在剧本与演出的关系上，研究的空间还相当广阔。其次，王国维早就提出我国戏剧源于巫术的猜想，但1949年后这一观点几乎没有人再提了。80年代后，我国掀起了“傩戏研究热”，各地现存傩戏恰恰可以印证王国维的猜想。于是，我开始对以往的纯案头研究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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