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洁修的巨著《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简称《源流大辞典》），将按作者手书近700万字正文原稿重排出版。我们两个作为他20余年的老友，亦为之振奋。这不仅是他个人学术生涯的大事，也是国家文化事业的一件幸事。

　　我们两个与洁修先生虽同隶中国社会科学院，但分属三个不同的研究所，彼此原不相识。后来，三家先后搬进同一宿舍大院，结为近邻，朝夕相见，散步聊天，渐渐熟悉，加以我们两个都受洁修先生《汉语成语考释词典》（简称《考释词典》）教益，对其坚毅博雅，十分钦佩，于是友谊日笃，成为知交。

　　说到《考释词典》（199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实为今《源流大辞典》的雏形。《源流大辞典》的选目、写作、编辑诸原则和方法，内容的主要方面即条目取舍、溯源、释义、形态，甚至书证、出处、写法等，在《考释词典》中都有科学的规定，经过实践已完全成熟。《源流大辞典》的宏大规模，也由《考释词典》奠定了基础。《源流大辞典》是循《考释词典》确定的道路进行的正常的、必要的补充。

　　《考释词典》的撰著，昉自1972年，积近20年的努力而成书。故语言研究所所长、语言学权威吕叔湘先生援笔作序，介绍作者说：“他做事认真，这是我早就知道的，可是他熟悉古书，却是后来才渐渐发现的。”怎样发现的呢？吕先生没有说。后来，我们听说过一件事：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提出建设“精神文明”，胡乔木院长想知道这一词语最早的出处。这个问题难倒了许多博学鸿儒，语言研究所一名不起眼的助理研究员听说后，立即说：“梁启超。”他接着从卷帙浩繁的《饮冰室合集》中查得出处。这位虽无高学历、高职称，却有真见识、真学问的学者，就是刘洁修。这件事无疑给吕叔湘留下了深刻印象。吕先生后来又知道他独立编撰汉语成语辞典，表示赞赏，称誉为“一项巨大的工程”，“并不那么轻而易举”，“是很愉快然而很不轻松的工作”。吕先生采取这种态度，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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