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工”是传统小农社会中村民之间的互助形式，而打工经济兴盛以来，农民之间的人情交往开始弱化，人情交往方式也逐渐单一，传统的人情交往模式不能适应需要，村庄的流动性过大也增加了人情往来的风险，人情交往预期缩短，人们对人情的认识也发生变化，雇工的出现则顺应了这一过程。

　　在皖中农村调查中，我们发现村庄中大量出现“雇工”现象——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雇佣他人从事农业劳动。这大约是在2000年左右伴随着农民外出打工、农田“抛荒”等出现的。由于农业生产已经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农业生产中出现不均衡的劳动力缺口，雇工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日益规范化。李庄村最时兴的是“雇人”插秧，种粮大户或者没有青壮年劳力的家庭都必须雇工插秧才能完成正常的农业生产。而在此之前，村庄内部普遍存在的是互助性“换工”与“帮工”。这种“帮工”形式多发生在“近份”亲之间。村庄中存在稳定的交往预期，无论是“帮工”还是“换工”都能完成持续的社会交换过程。由于建房等工作必须依靠密集的劳动力才能完成，村民之间互助性帮工必然产生，人们之间的人情交往以先予劳动力为载体完成交换过程。

　　朱庭新老人的大儿子在北京修地铁，二儿子和三儿子在上海打工，朱庭新和老伴在家耕种9亩稻田，由于农时误不得，老俩口因此每年都雇人插秧。雇人插秧的劳动力价格是每亩100元，他们一般首先找到中间人，由中间人安排雇工插秧，从事雇工劳动的也多是当地农民，他们有的无田产，有的田产太少，有的是因为插秧用水期较晚而有空闲劳动力，这些雇工和雇主间大多不相熟。一般中间人也不会安排雇工给自己的熟人插秧，但调查中也发现熟人之间雇工的存在。有意思的是，朱庭新不再愿意像以前那样请近份亲来帮忙插秧，或者和别人“换工”，因为近份亲大多要外出打工，即使不外出打工而到县城做工一天也能拿到几十块钱，他觉得请近份亲帮忙插秧，“会耽误人家挣钱”。其次这些近份亲也不愿意来帮忙，“100块钱的雇工费收不收都很为难”，于是使得老人家更愿意掏钱雇工，100元给后一切“省事了事”，不用“欠人情，也不用张罗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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