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外农村人情圈范围非常广泛，赶礼圈子不是选择性地局限于一定人群，而是无选择地覆盖到整个村庄，同时又扩散到有姻亲关系的亲属。在这一村庄秩序下，村民赶礼、走人情就不会单独地脱离出来。

　　在关外村庄调查时，经常听到村民提及赶礼。赶礼就是村民之间的人情往来，普通村民平均一年要赶二十几场的礼，比如红白喜事、建新房子等，村民都要去赶礼。对岔沟村村民来说，村子里总共260多户人家，一户一般要赶至少200户的礼。当地村民一般家庭的年收入可以达到2万—3万元左右，用于赶礼的支出则达到1万元之多，赶礼的费用成为家庭开支的重中之重。赶礼已经成为村民日常生活中固定的一项任务，有村民说“现在除了种地、打工就是赶礼”。赶礼成为村民额外的一个职业——至少有职业化趋势；同时，赶礼也成为村庄中蔚为壮观的集体事件。

　　赶礼不只成为村民日常生活消费开支上的要目，而且在村民的生活空间和时间上也占据了主体性地位。它表面上呈现出村民之间的礼尚往来，其实凸现的是村民间人情交往，用当地村民的话来说就是“人情往份”。赶礼、人情能在这里成为生活规范，原因在于关外农村的移民历史。不长的村庄历史建构不起牢固的村民间关联纽带，村庄里没有厚重的关系体系可以依赖，宗族、小亲族、户族等认同与行动单位在这里都没有稳固的基石。在这样的条件下，关外农村自发酝酿出符合当地民情的规范体系：村民要想在村庄中获得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就需要自己建构关系网络，积攒新的社会资本。而赶礼、人情就是这样一种手段，通过彼此之间的赶礼就有了礼尚往来，有了村民之间相互帮助的基础，只要有人情在里面，村民在村庄生活中就不会显得孤独或者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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